在危机时刻，人们的反应是来源于他们自身的本能。恐怖袭击后，勇敢的战斗机飞行员、警察、紧急事务局的工作人员都在第一时间赶到了各自的岗位上，去做属于他们职责的事情。他们义无反顾地冲向了危险地区，医生、护士、心理学家以及社会工作者也赶赴到第一线为人们提供服务。
作为一个商业领导者，我花了整天的时间来考虑怎样把大家团结起来解决这个问题。“9·11”事件发生的那天，我的本能反应就是想把大家组织起来，首先代表洛斯家族，然后代表整个旅游行业，像往常一样，找到能够扩大这种合作力量的方式。
开始我们不得不处理惨剧带来的直接后果。我所在洛斯家族的酒店在纽约拥有两个分店，其中一个是大都会分店，邻近消防局和警署，我们同他们一直都保持着很好的关系，经常给他们送一些可口的食品，使得他们整天都能保持着很好的精神状态。我向酒店经理询问了员工的情况，所幸的是他们都很好，而且他们强烈要求能为这座伟大的城市做出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尽到自己作为市民的职责。
蒂施的提示
你的公司曾经面对过危难时刻吗？并不一定是像“9·11”那样的民族性的灾难，也许是一次火灾或者意外事件，或是某位重要领导的突然逝去，或是你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出现了意想不到的问题。你是怎样应对的呢？你能从社区的合作伙伴那里寻求帮助吗？每个机构都需要一套应急方案。出现紧急情况的时候，没有一个指望得上的强有力的合作伙伴的话，你的方案就不是完整的。
接下来的时间里，曼哈顿变成了一个避难所，同纽约市其他的消防局一样，曼哈顿消防队在大楼坍塌中付出了11名队员的生命，我们无法挽救他们，但是我们可以尽最大努力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情。警察和消防队的亲人们正在街头焦急地等待着，我们把他们安置在旅馆中，同时为救援人员提供各种便利的措施，餐厅员工自愿加班，为他们提供饮食。
成千上万的商业界人士以及个人都以类似的方式贡献出自己的一份力量，在“9·11”事件中所涌现出的爱与关怀远远不是“合作”“团队”这几个词就可以表达的。
遭受袭击的那天，纽约市的交通被迫中断，所有的航班被迫取消，洛斯酒店和纽约市其他的酒店可以为这些滞留的旅客提供住所，不光是外来的，还包括那些回不了家的本地市民。
我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同许多朋友和同事们电话联系，想弄清楚现在公司的状况，以及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计划来使公司平稳地度过这段时间。当我来到丽晶酒店（离我们的家庭办公中心很近）吃晚饭的时候，我邀请我所认识的每个人一起就餐，我知道他们现在无路可去。而且在这个时刻，大家都想呆在一起，除了酒店的餐厅以外，全城的餐厅几乎都关了，几百名饥饿的游客被吸引到了丽晶酒店，希望能在这里解决吃饭问题，很遗憾，我们显然还没有做好准备，目前的状况很乱，我们还不能给他们提供服务。
我立即把洛斯酒店所有的人都召集起来，包括市场部总监、会计、销售人员，他们都被派到了厨房和餐厅，我也帮着推餐车，给大家发送面包。现在餐厅里有几百人，比平常多几倍，更重要的是现在这里成为了旅客滞留中心。我们在里面安放了电视，方便人们了解最新的新闻，许多人到了深夜还在谈论发生的事情，相互地安慰。
第二天是星期三，我被邀请去参加纽约市商业领导会议。由于紧急事务指挥中心原来坐落于世贸中心，现在只好临时搬到警察局办公，你可以想像一下现在的戒备有多么的森严，我还从来没有在一个地方见过这么多的警察。
我进去的时候，第一个遇到的人是苏利，市长朱利安尼的发言人，我认识苏利已经快40年了，我从电视上看到世贸中心坍塌的时候，他们就在现场，差点就丧命，我上前问候苏利的时候，市长突然出现，向我打了一声招呼：“约翰，还好吧？”
“我还好，更重要的是你。”我回答道。市长现在以这座城市的领导者身份出现，他将会给我们带来信心和力量。他看起来显然是一夜没有合眼了，但仍然给我一个强有力的拥抱说道：“我很好，我们都会好起来。”很明显，这个“我们”指的是整个纽约的人民。
尽管我和朱利安尼政见不同，但是此刻我觉得我们彼此间的关系已经超越这点，显得深刻而重要。
会议开始了，紧急征用的办公室看上去很怪异。到处都是电话线，桌上放置着一部从储藏室中翻出的电话，估计是十年前的设备，这个地方还堆积着其他杂物，但是坐在桌子边的却是50位纽约最具影响力的商业和政治领袖：我的朋友卢廷——纽约最有名的房地产开发商，他的父亲刘易斯——一位伟大的商业家在这次袭击中不幸丧生（几天后在他的葬礼上，克林顿首先为他致词）、与我同在一所预备学校呆过的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总裁安迪·鲁可、纽约市酒店联合会主席约翰约瑟夫·斯匹纳图、纽约经济发展委员会主席查尔斯·加加诺、纽约市中央劳工委员会主席布瑞恩·麦克劳福林、纽约房地产委员会主席斯蒂文·斯皮诺纳、主管纽约城市运作的副市长约翰·路卡、主管经济发展的副市长鲍迪·哈丁。当消防局长汤姆·范·埃森、警察局长贝里·卡里、市长朱利安尼走进来的时候，我们全体起立为他们鼓掌。
市长简要地介绍了纽约市现在所面临的挑战，我们就袭击所造成的人员伤亡以及损坏的公共服务设施讨论了一会儿，其间市长特别强调说：“我现在最担心的就是成千上万的办公室被毁坏了，这将带来种种不便。有些可以在短时间内恢复，但是那也得要花上几个月的时间。我们需要为这些公司提供新的地方，否则一旦他们离开这里，尽管是短期的，也会让纽约经济再次遭受打击。各位有什么好建议吗？”
“让他们在酒店办公怎么样？”我提议道，“我们的酒店现在挤满了人，但是今天人们将陆续回家，即使有些人需要开很长时间的车才能回到芝加哥或是佛罗里达。由于人们受到袭击的惊吓，我们的生意也将受到很大影响，为什么不用空余的房间和会议室作为临时的办公场地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