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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越投票箱(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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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本章所提到的这些公私合作机构,包括福利与就业合作组织、社区投资基金以及“超小额贷款”机构,都在关注经济的发展。但是类似的合作还能够帮助美国解决其他看似难以解决的社会问题。来看看以下的例子:
卫生保健:从长远来看,一些公私合作形式对解决棘手的问题或许是必要的。这些问题包括健康保健费用的增长,大约四千万美国人由于未参加保险而处于困境,企业保险开销负担,以及怎样做既能减少健康保健费开销,又不损害那些最需要它们的人们的利益这样一个两难的选择。所有涉及的各方,从保险公司和健康维持组织,到健康保健提供方和制药公司,必须乐于协同工作,为美国公民谋利,哪怕可能会牺牲一定的公司或个人利益,为那些最需要的人提供服务。只有政府才有资格充当诚实的中间人的角色,以确保设计的解决方案能够达到收益和支出的平衡。
教育:布什总统的“一个孩子都不能少”的法案已经成为他执政期间备受争议的功绩。支持者说,它给那些教育不力的学校施加了适当的责任和负担;反对者认为,它建立了一套强制性体系,其结果有所改观,却没有提供相应的资金支持,或者帮助学校解决一些社会问题。或许导致这种失败的重要环节就是没有引入诸如当地商业组织的个人资源,而这些会在提高教育质量方面起主要作用,不亚于教师联盟、家长团体和其他相关的股东所作的贡献。我们要在一种合作的气氛下改革教育系统,而不是把它当政治足球一样踢来踢去,只有这样,正确的解决方案才会出台。
环境:一直以来,商业领导者们和绿色倡导者为环境问题争论不休,前者通常倡导更少的和宽松的规则,后者却呼吁更多的和严格的限制。根据实力对比,钟摆在这两派之间摆来摆去,这只会制造不稳定和积怨,却不能保证双方都实现追求的共同结果——洁净的环境和健康的经济。当今一些最富创新精神的经济思想家提出了有远见的策略,它通过创造性的公私协作来达到这两个目标,例如对空气和淡水的贸易市场的利用。这些合作形式的解决方案应该获得更多的关注。
在今天这个复杂的世界,公共政策相当重要,不是政客们能单独决定的。最好的想法和最具实力的资源来自社会的各个方面——学术界、小企业、社区组织、私有基金会、大公司以及政府——他们都必须关注我们所面临的艰难挑战。商业领袖需要关注公司盈利与否,与此同时,如果要建立可供自己及其员工生活和发展的良好空间的话,他们也要作为关心和协作公众事业的公民,积极参与国家事务讨论。
人物/凯特·卡尔
凯特·卡尔是伊丽莎白·格拉泽儿童艾滋病基金会的总裁兼首席执行官,一位与儿童艾滋病和其他严重危害儿童健康的疾病做斗争的世界著名人物。
在她的领导下,该基金会通过“从呼吁到行动”的国际项目在美国之外的国家开展工作,并且牵头建立了国家儿童研究日程表,同时还推动全球对儿童艾滋病的教育、认识和关注。
1998年,在加入该基金会之前,凯特曾多次在政治组织和政府任职。她进入民主党全国委员会,后来在荣·布朗手下工作,担任了民主党参议院竞选委员会金融主管。两年之后,作为克林顿总统的特别助理,她帮助发起了“合作——从福利到工作”运动。
凯特加入该基金会后,多重的背景为她提供了很好的帮助。也许她在日常工作中练就的最重要的本领就是在各种不同的人和组织——医务人员、非盈利机构、政府机构和大学之间创造和培养合作关系,为世界上的儿童谋求福利。
我们在2004年3月22日和凯特接通了电话,她说道:“关注儿童是该基金会的一个独特之处。我们所做的许多重要的事情都是热心地关注儿童的需求。儿童在华盛顿特区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凯特提到,“他们没有能力买张机票去会见他们的议员们或者签张支票雇个说客。我们的工作之一就是作为他们的代言人,反映他们的需求。”
许多研究机构、医院和大学中心都在关注健康保健问题。该基金会在寻找还有哪些空白可以填补,尤其是与儿童有关的。凯特举了个例子:“很多人没有意识到,四分之三的最普通的处方药从来没有经过儿童检测。结果,医务人员缺乏为儿童提供正确药物剂量和药物副作用的知识等等。”该基金会与其他组织如美国儿童协会,一同工作并力图改变这种状况。2003年秋,他们的努力取得了成效。布什总统在12月份签署了一部新的法律,要求所有儿童适用的新药物必须通过儿童药检。
全球艾滋病的流行是我们巨大的敌人,它不是单个组织努力就能战胜的。该基金会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促进建立合作关系,汇聚各种资源,包括政府、私有基金会和其他机构,从各个方面共同关注这种挑战。
格拉泽儿童研究网络就是一个例子,它是凯特加入该基金会后最早的项目之一。“对儿童疾病的研究非常难以组织,”凯特解释道,“作为研究对象的孩子经常在数量上相对较少,而且可能在地理位置上非常分散,这使得单个研究机构成功地进行研究和跟踪变得非常困难。我们需要集思广益,找到解决问题的办法,这就是一种新的研究合作。基金会汇集了全国5个最大的医学研究机构的代表:哈佛大学、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A)、贝勒医学院(休斯顿)、加州大学旧金山分校和斯坦福大学。我们花了两年的时间拟定了一个协议,覆盖了诸如知识产权、数据共享等非常复杂的问题。但是,现在这5个中心同时进行着8个由我们资助的联合研究课题,它们涵盖了多种疾病,从骨质疏松症、儿童肥胖症到对儿童晚期病症的临终关怀。”
这种由基金会发起的合作从研究过程扩展到实施过程。“从呼吁到行动”计划就是最好的明证。
推动力来自1999年7月,伴随着一个研究表明,一种叫诺钒瑞派的药物有助于阻止母亲向她们的新生孩子传播艾滋病病毒。在被感染艾滋病病毒的母亲分娩的时候为其注射诺钒瑞派,在孩子出生三天之内也为其注射,那么母婴传播艾滋病病毒的概率会由通常的35%减少一半。在增加其他额外的手段(例如前期的哺乳)后,这种效果还将得到进一步的提高。
凯特·卡尔解释道:“在前期研究的一个月内,基金董事会就决定投资100万美元,用于启动一系列的示范项目。我们想测试一些疗法,包括像诺钒瑞派这样的药物治疗,在各种环境下包括在发展中国家,是如何减少艾滋病病毒的传播率的。在接下来的两个月,我们资助了这个项目在泰国和许多非洲国家的展开。”
就像凯特所说,他们的影响已经变得越来越大了。“从俄罗斯、印度和加勒比海到广袤的附属于撒哈拉沙漠的17个非洲国家,近100万的妇女已经接受了我们对孩子出生前的照料、咨询服务和检测。如果他们在艾滋病病毒检测中显现出阳性,我们将为其实行诺钒瑞派等药物治疗。我们不只是培训医师和护士,还培训传统的接生员使用这种新疗法。结果使数千名婴儿免受艾滋病病毒感染。”
伊丽莎白·格拉泽儿童艾滋病基金会是无法独立取得这些成就的。“‘从呼吁到行动’向我们展示了一个拥有正确理想的相对较小的组织,是如何从诸多来源——政府、基金会、私营公司、个体志愿者中获取资金的。当为了一个单纯的目标而使这些力量汇集在一起的时候,它的影响力就会成倍放大。为了取得更大的成就,每一个合作伙伴都至关重要。但是,合作才是我们获得成功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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