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而优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选择仕途，这是山西习俗观念中的核心。如果晋商后继乏人，那又如何去谱写数百年的创业史呢？
山西人为摆脱贫困而选择经商之路，并以顽强的勤劳、节俭、拼搏、创新精神闯出前人未闯之路。当山西帮在黄土高原崛起后，当人们认识到进入商号、票号乃是一条安身养家的致富捷径时，家人在为子弟择业时自然是把资质最高的送入商号、票号，甚至奔走请托，唯恐选录不上。但并不是不重学，所谓资质高的，都是先经过私塾学习，学而优者才会被录用，所以进入贸易一途的俊秀子弟并非学而无术的庸碌之辈。因此确切地说来，山西人的习俗是“学而优则商”。至于中材以下始令读书，也不是轻视学业，而是把资质较低而心地忠厚的子弟托付于师门，寄希望于继续接受教育，读书明理，造就有用之才。
在祁县当地流传着这样一句民谚：“生子有才可作商，不羡七品宝堂皇”。学而优者首先送入商途，而不选择仕途，这是山西习俗观念中的核心。如果晋商后继乏人，那又如何去谱写数百年的创业史呢？山西商人的发展影响到山西习俗观念的转变，而重商重学的习俗观念又反过来保证了山西商人对人才的需求。
山西商人中，从明至清有大量亦官亦商的家族，如明代张四维官至内阁要员，其父亲、叔父、兄弟皆入商途；王文显弃儒经商，其弟却入仕为官；清代渠本翘仕途通达，由举人而进士，是继张四维、阎若琚之后商人子弟中的又一京官。还有许多商人原本走的是学而优则仕的路，或因家庭中落，或因无人承继祖业，而中途弃儒经商。即使最初因为贫穷而走西口谋生的创业者，当初没有读书的机会，但致富之后无不严课子弟读书。乔氏、渠氏、常氏等许多富商大家都是从贫困中起家，而后既从商又重教，商家子弟不经过读书受教的严格培养，是没有资格继承祖业的。读书成为山西商人的家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山西商号、票号的经营者不仅注重广泛网罗人才，授之以全权，聘之以重金，把学而优的人才挽留下来。同时，他们更注重从工作的实践中培养锻炼人才。这也是山西商人在使用人才方面的一大创举。
山西商人无论是经营商号或者票号，对学徒入号前的考核以及入号后的严格培养教育，都是具有深远意义的举措。山西商人数百年不衰的根本原因就在于“江山代有才人出”，人文因素是第一位的。在对人才的培养中，立足于修身正己，集儒、道、兵、法诸家文化之长于人才素质要求，尤其是在实际的业务工作和艰苦的环境中给予每一个人的锻炼、考验，使他们不仅具备了商家鼻祖所言智勇仁强的基本素质，还特别地具备了战胜各种艰难困苦条件的大无畏精神，才使山西商人在明清500年间纵横捭阖，几乎没有任何一个竞争对手能够阻挡他们南征北战，甚至欧洲商人亦望之生畏。山西商人的这种精神特质，为“学而优则商”注入了特殊的内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