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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企业家(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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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细分析当今中国人气最旺的财富群落——浙商,研究者们惊讶地发现,这群最能赚钱的中国人,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看来,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一般公式化的理论很难解释他们的实践,浙商的实践有着许多经济学上的悖论。采访过许多著名浙商的杨轶清在《浙商制造——草根版MBA》中将之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浙商侧重模仿,缺乏创新;
浙商70%以上只有初中以下学历,近80%出身于农民;
他们的产业大多属较低层次,他们的规模较小;
他们多是家族制;
浙商大多比较谨慎,趋于保守;
他们的管理像风筝一样牢牢地抓在手里;
他们从事的多是传统产业,很少高新技术;
……
的确,浙商们看起来更像是新经济的“落伍者”。然而,温州人做起了打火机,韩国、日本的大公司只好歇业;宗庆后的非常可乐,销量与百事可乐难分伯仲;而躲在深山不为人知的庄启传,他的雕牌洗衣粉是所有跨国公司在华销量的四倍。“三无”起步、起点低、知名度低、文化程度低、企业组织形式低,产业层次也低的浙商,却成为全国人数最多,比例最高,分布最广,影响最大的投资者、经营者群体。人均资源全国倒数第三的浙江,人均GDP多年稳居第一。浙江民间经济极其活跃,企业家精神浓厚炽烈。
按照西方学术的规范来看,浙商的成功有些“不合常理”,以欧美企业管理体系为基础的MBA,自然也无法解释浙商们的实践。
而同样难以解释的,是资本、技术、人力、管理等生产要素的平均水平远远逊色的草根企业,居然比国企、外资同行更有活力;浙商们“落后的低级的”企业组织效率却很高。
为什么会这样?
用一句话概括而言,就是他们在最合适自己的土壤里选择了最优化的选择,体现了最匹配的企业家精神。
中国民营企业,尤其是浙江的民营企业,之所以能奇迹般地崛起,是因为他们更贴近中国这个市场的文化和国情,也更了解这个新兴市场的水土和脉搏。最好的老师,不是GE,也不是韦尔奇。最好的老师就是我们自己。
著名的经济学家吴敬琏先生对浙商的活力,特别是浙江的企业家精神赞誉有加,吴敬琏说:
浙江是一个具有炽热企业家精神的地方,浙江非常有利于发挥华人的才能,浙商完全可以媲美全球成功的华商。
著名经济学家茅于轼也说:
与其他沿海省份相比,浙江人能吃苦;与内地人相比,浙江人很灵活。
著名经济学家钟朋荣更赞誉说:
浙江人勤劳务实,是全国人民的楷模,其活力和后劲在全国是数一数二的。
作为在浙江长大、在浙江发展、又从浙江走向全中国的娃哈哈的掌门人,宗庆后身上自然有着浙江人的一贯的精神,同时,在历经岁月的磨炼之后,宗庆后也体现着作为宗庆后个人风格的企业家精神。
宗庆后曾这样描述自己的个性:
我这个人一向主张稳妥,我的原则是:自己能力做不到的事情我不做。但是认准了的事,我这个人是不回头的,不管什么困难,我始终信心很足,勇往直前,办不到,转个弯再走,一定要达到目的。
讷于言而敏于行,经营手法平实,不重形式、技巧、不搞噱头,善于学习,悟性极高,这是宗庆后给人的第一印象。而在宗庆后沉默的外表里面,则有着不为人知的性格魅力。
宗庆后后来是这样解释“挫折”对于人生的意义:
二三十岁的时候,我在修地球,应该说也在想怎么出人头地,怎么干一番自己的事业,也在拼命地动脑筋,怎么样去发展自己的人生道路。
年轻的时候挫折太多了,总是想做点事情,而且总没有机会,十几年下来在这方面比较小心、谨慎。在创业以后挫折也很多,但是总的来讲也一个一个的把困难克服掉了,所以也没有太大的失误。
生活中什么对你是最重要的?宗庆后曾经这样回答一位网友:
我想事业是最重要的,人一生几十年,默默无闻地过一生也就过了,做一点事业给后人留点东西,我认为事业比较重要的。
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跨国经营的企业家,取得如此成功的素质是什么?宗庆后说:
我想这个人在事业上如果能成功的话,首先自己要有一个理想,有一个目标。
什么梦想都没有的话,可能也不会去努力。
第二个我认为是比较勤奋,有坚韧不拔的勇气和精神。人生道路上曲折很多,也很坎坷,也不是你所想像的那么容易,所以要做件事情可能会碰到很多的挫折,在挫折面前,要想清楚什么道理,要想什么办法争取上进,这样才能够把事业做成功。
第三,特别是年轻人创业的时候,不能太着急,要脚踏实地的,一步一个脚印地去开拓自己的事业。
从人生开始谋生的第一天起,宗庆后用了15年光阴在农村度过,此后回到杭州做业务员又卖了8年的雪糕,而从一个校办工厂成为中国本土饮料企业的领导者,宗庆后只用了不到15年的时间。在人生前半段度过的“15年”和“8年”当中,宗庆后究竟从何处积蓄了何种能量,使他奇迹般地创造出一个饮料航母出来?
在这十几年中,曾与娃哈哈先后推出保健品的企业大都退出江湖,不知所终;而此后与娃哈哈曾同台对垒的饮料企业也有的黯然易帜、有的止步不前,更有的灰飞烟灭,独娃哈哈毫无倦色,三五年一个台阶,不断扩大自己的领地。
宗庆后与娃哈哈的关系正如每一个创业者与他所创办的企业一样,今天的娃哈哈处处带有宗庆后的印记,可以说一个没有宗庆后的娃哈哈令人无从想像。因此,当人们思考娃哈哈何以从一家小巷中的校办经销部成长为今天的庞然大物时,更关键的问题是:是哪些因素造就了宗庆后?而这些因素又是如何与娃哈哈的发展相得益彰?
在农村一个是把身体素质锻炼好了,第二那个时候也是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各方面的书籍也比较少,但是我也想办法多看点书,主要是《毛泽东选集》,感觉毛泽东有些思想有些东西还是可以用的。另一方面也是锻炼和培养了自己的意志,农场里也比较艰苦。最主要的还是想做点事情,所以一直在努力,尤其在我后面的创业过程当中,早年的这些经验对我都有好处。
嗜书成癖,且无书不读;内向性格的背后隐藏着极大的“韧性”,构成了宗庆后作为一名企业家最引人注目的特征。
据宗庆后身边的人讲,宗庆后喜欢读书几乎到了手不释卷的地步,而且读书范围之广外人根本无从想像——无论在办公室还是家中,案头总是图书环绕。到宗庆后身边工作已有一段时间的总经理助理焦长勇博士告诉记者:“宗总有种能力,无论多厚的书他很快地翻翻就能把握住书中的核心内容。”而娃哈哈的党委副书记何东洁则见识到宗庆后读书之广泛,她说:“有时我们跟宗总出差,候机时宗总第一个去的地方肯定是书摊,而且什么书都买都看。当然,宗总看得多的还是广告、营销、市场和企业管理这方面的。”
读书已经不仅是一种习惯,而且成了宗庆后生命中的一部分。在长达十五年的农场生活中,宗庆后不抽烟、不喝酒、不赌博,也从不为了消遣与人聚谈,惟一陪伴他的就是书籍。在“什么苦都吃过”的同时,在那个年代凡是能找到的书宗庆后也都读过了。农场像一个被上帝遗忘的角落,死水一潭的生活让人几乎发狂,在这样的日子里,读书本身就成为一种目的。
回杭州后,宗庆后在几家校办企业做业务员时,每年大部分时间都在外面奔跑推销,这时的宗庆后一方面用业余时间自学函授大学,另一方面又在旅途的间隙无书不读。
实际上,阅读已成为宗庆后独特的自我修炼仪式,正是靠着这种仪式宗庆后进入了一个一般人无法企及的境界。大凡从底层起步者,若能成为优秀人物,有两道很难逾越的坎儿需要跨越:一是心态,二是定力。生活在底层,随遇而安和心态不平衡是两种最常见的心理状态。随遇而安让人胸无大志,而心态不平衡又让人充满破坏欲望难以以建设性的心态对待生活。阅读首先使宗庆后在心态上超越了卑琐的日常生活,具备了做大事的素质;另一方面,由于底层生活所限,让人很难有随心所欲的经历,而一旦发迹,机会和诱惑就会成为非常态,如果没有定力,很难抵挡诱惑而不犯错误,事业也终究昙花一现。实际上所谓定力,一是对繁杂事件的把握能力,再是对自己能保持清醒的认识。而正是阅读的过程培养了宗庆后善于思索的习性,在不间断的思索中宗庆后获得了如何理解事件核心问题的方法,正是这种直达事件核心的能力使宗庆后不为浮云障眼,同时广泛的阅读如揽镜自照使宗庆后能对自己保持清醒的认识。所以,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说娃哈哈十几年的历史也是没有犯致命错误的历史,就不难理解了。
据说万向集团的鲁冠球也是这样一个人。鲁冠球一般不陪客吃饭,不在外过夜,挤出时间都用来学习。他每天从晚上7时到12时看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就连外出开会也要基本做到。因此,只读过初中的鲁冠球,已有60多篇论文在《人民日报》、《求是》、《光明日报》、《经济日报》等报刊上发表,成为一个出口成章并著书立论、能写会说的“农民理论家”。
在宗庆后的下属单启宁看来,“宗总”是一个韧劲十足的人。多年的农村生活经历,使宗庆后练就了对环境的极强的适应能力。而这种韧劲通常又会在暗中积累之后突然爆发出耀眼的火花。
现在我感觉没有什么工作失落的时候。在农场的时候,确实有很多的时候都是失落的时候。我在农村待了15年,那个时候年纪轻,特别是自己总想出人头地,总想做点事情,那个时候没有机会,那个时候失落的时间比较多。我想失落的时候不要因为失落而自杀,你要有一个必胜的信心,一个人要有一个坚韧不拔的勇气,碰到困难、挫折,想到的应是怎么去克服他。我们这个企业的精神是励精图治、艰苦奋斗,为什么当时提出这个企业精神?刚开始办企业的时候,又穷又小,什么都没有,在一个小地方,那个时候也没有什么食堂,就十来个人,中午弄个煤球炉子自己蒸点饭吃,那时候弄个煤球炉子都受人家气,你说失落不失落。在这个时候反而激发我们更加努力,人家看不起我们,我们要自己看得起自己,而且最后要人家看得起我们。所以要勇于开拓,自强不息,因为那时候是校办工厂,谁看得起啊,什么都没有。
李嘉诚在谈到自己时曾说在谦和的外表下其实有一颗“骄傲”的心。实际上能成大业者大都会有一颗“骄傲”的心,宗庆后也是如此,只是在他这儿更多地表现为一种韧性和爆发力。可以说如果没有这样一种韧性和爆发力,宗庆后即便博览群书也难成为大企业家。比如,被杭州上城区教育局任命为校办企业经销部的经理后,宗庆后终于获得了一个可以施展自己能力的平台,而他的韧性和爆发力也第一次展现出来:当年的承包合同规定是4万元,但宗庆后却主动提高到10万元,这一点恰恰表现出宗“韧”的特性,我认为我有这个能力,我就要证明给你看。这实际上也显露出宗对自己有经商天分的自信。
单启宁认为,宗庆后真正的韧性和爆发力实际在非常可乐上表现最充分。1998年,娃哈哈推出非常可乐时,宗庆后似乎成了自不量力的代名词,一时间“非常可笑”充斥于耳。而宗庆后决定上可乐却是基于一个基本的定位:从全世界的饮料市场看,可乐占有最大的一块单项份额,娃哈哈要想成为中国饮料行业的领导企业,就必须要在可乐中切一块蛋糕。所谓“韧”即源于此。当然,上可乐也绝非只有雄心和赌一把的念头,娃哈哈自有潜在的优势。时过境迁,现在看虽然当时的分析大致不错,但毕竟当时舆论一边倒,压力甚大,宗庆后如果没有一种“韧”性,非常可乐的动议也许会胎死腹中,不过数年,现在非常可乐的销售额已接近可乐总销售额的三分之一。
同所有的浙商一样,宗庆后也是一个极其讲信用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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