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采自己曾说自己“既是颓废者，也是其对立物”。说他是颓废者是因为他身体孱弱，在其父谢世的年龄（36岁）他的身体就出现了可怕的衰颓的征象。但是也正是这种衰颓给了他抵抗的力量，使他获得一种他自称为“侵略性激情”的东西，成为颓废者的对立物。他说“病患甚至成了生命的特效兴奋剂，成为促使生命旺盛的刺激物”，“从自身要求健康、渴求生命的愿望出发，我创立了自己的哲学。”这这句话是理解他的哲学的钥匙。
一方面他有着极为强力的理性思辨力量，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最最彻底的怀疑论者。他怀疑一切既往，一切成规，批判一切在先的和已成的，他甚至怀疑自己、批判自己，这种彻头彻尾的怀疑主义使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精神分裂和疯狂。就这样理性和疯狂成了他的一人两面，以一种疯狂而追求理智，成了他的哲学的根本特征。
他宣布上帝的死亡，将上帝这个高居于“人”之上的超越者死亡的消息带给了人类，“重估一切价值”，宣布“偶像的黄昏”，这样他就将人的超越性渴求由天国拉回到了尘世，对西方理性主义哲学以及基督教道德构成了毁灭性的打击。他是真正将哲学从关于精神的梦呓中拉回到地上的人中间来的人，如他自己所认定的那样他是西方形而上学的终结者。但是一方面是上帝已死，另一方面他又“打着灯笼寻找上帝”，他并没有彻底地放弃西方思想中的超越性理念，重估一切价值的背后是建立新的价值体系，对待旧有道德谱系的弃绝性态度之后是重建新的道德标准，他消灭了神—人的二分法。他说：“看！那儿有多好，只有神而没有上帝。”但是他没有杀死西方思想中的超越性理念本身，他建立了地上的超越者：超人，以超人和虫人的二分法代替了神和人的二分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海德格尔说他是西方最后的形而上学家也是没有错的。神—人二分法中人的处境是被动的死亡的颓废的无望的，而在超人和虫人的二分法中人的处境却是积极的强力的创造的，人宣布自己为个体、个人、孤独者，自己的世界的主宰者，因而人由上帝的他救而成为自我中心的的自救者，人人都可以成为超人——这就是“超人”作为超越理念和西方传统超越思想不同的地方，它是属人的而且是属于充分地生活于个体意志之上个人的现世的超越理想，是“人”的道路。
尼采对于这个世界是绝望的，他并不认为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他认为这个世界根本不存在什么进化，只是永远的循环而已，是偶然的机遇的，没有绝对目标和方向，因而也就没有绝对的价值标准。但是尼采又不是绝对绝望者，他反对叔本华式的厌世，他将希望寄托于个人，他寄希望于孤独个体的诞生，那种在神死之后自己理解，自己掌握自己，自己作为世界的最后仲裁的个人的出现，“这种人和‘现代’人、‘善良’人和基督徒和其他虚无主义者完全相反，他的哲学奠基于个人之上”——超人。因此超人是一个个体概念，许多人将尼采的“超人”理解成是超越他人的人，这是不尽准确的，“超人”的原始含义是超越自我的人，“超人”是每个孤独个体的自我超越理想，是个体的超越理念，因而超人的理想和“上帝”的超越理想是不同的，上帝的超越的结果是绝对主宰，而这正是尼采所反对的。超人的超越目标是自我的诞生，是个体的确立，至于对他者的超凌只是它的外在结果：自我超越的人自然同时会超越一般意义上的人——虫人。
尼采是近代以来世界上少有的能用语言这把令人困惑的乐器演奏出精彩的华章的语言大师之一，他说“伟大的韵律的技艺、圆周句技艺的伟大风格，表现一种超凡的超人激情的大起大落，这都是我首先发现的。”尼采的语言放纵恣肆，毫无修饰做作的成份。一种充满激情的内在紧张感极为强烈的语体，尼采的语言是诗化的易读的，在尼采那里看不到黑格尔、康德那种冷冰冰的僵硬气息，有的是一种柔软的以天才的力量灌注而成的诗。可以说他的语言本身就是他的哲学的标志。这才是真正的哲学。
尼采是绝对自信的，看一看《瞧！这个人》的标题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一点。这些标题是：《我为什么这样智慧》、《我为什么这样聪明》、《我为什么写出了这样好的书》、《为什么我是命运》……，他说谁“偏爱我的书就是给他自己最高的奖赏”……但是他又是不合时宜的，他在那个时代注定要忍受讥讽、嘲弄和漠视，所以他说：“我的时代还没有到来”。这证明尼采对自己的命运是充分了解的。他生活的时代依然是谢林、费希特、黑格尔的天下，而他的哲学正是从这些人的晦暗处出发的，他把辩证法看成是颓废的征象，他一生都在反对德国古典哲学。虽然尼采没有像叔本华那样直接遭遇与黑格尔在柏林大学讲坛上斗法的失败（叔本华认定谢林、费希特、黑格尔是吹牛和江湖法术的三个诡辩家），但是这种反对注定在他的有生之年不会成功。他生在19世纪，却注定自己是后19世纪哲学家，20世纪几乎所有重要的哲学家都受过他的影响，弗洛伊德、柏格森、舍勒、海德格尔、德里达等等都是如此，法国后现代大师福柯就曾坦言自己是“尼采主义者”。说尼采的思想启示20世纪也许是不过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