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已经找到了自己的典范，在尼采、萨特、波娃的身上，我看到了一个人的学与识是怎样地使他变得和大地、人民以及自己更为亲近的，而不是相反。
然而在中国的土地上呢？这块土地上，那些戴着深度眼镜的人，那些坐在冷板凳上人，他们道德主义的脑门已经被糨糊填满了，他们仿佛是黑暗中的鬼蜮，一点点儿声响都会让他们哆哆嗦嗦，恐惧和猥琐已经让他们的人格垮台了。学识没有使他坚强、清晰而是使他变得
暧昧、模糊。他的灰暗、模糊没有棱角的脸面显现在这个时代的大街上，他告诉别人他叫知识分子。
——当我们为一篇又一篇明知对世界毫无益处的文字而费尽心血，当我们怀着深深的近乎绝望的希望而写作那些被称作“学术”的文字，当我们对一个与世无补的问题而争论不休，我们谁能逃脱这学术“强迫症”？除了“学术”我们尚不能找到区别我们为知识分子的其他身份标志，只要有关“学术”的幻想依然招安着我们的灵魂，我们就只能如此，或许我们注定如此，我们的学术病就是这样致命。
这是一件幸事还是一件不幸的事？
你看，我是多么的矛盾啊。袁，我真的非常矛盾，其实，我什么都干不了，也许我生下来就是老年，或者我现在已经退休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