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后来，我们在那一带的学生中赫赫有名，常常不用我们打，他们只要远远地看到我们就扭头逃跑，这也能给我们欢乐，或者他们没跑掉，而是被我们捻上了，这个时候不用我们动手，他就会主动地哀号起来。——是那些怯懦的人帮了我们的忙，成全了我们邪恶的快感。直到今天，我依然不清楚当时这种快感到底有什么理由。可是，当时的那种在折磨别人、嘲笑别人之中体验快感的经验依然留在我的记忆中。我知道这是多么的不健康，我已经病入膏肓。可是这又如何，对于当初的我，这是来自本能的东西，我不是本能地在施虐中体
验了快感吗？
回想到我在海门师范的时候，我已经考取了研究生，但是，那个名字叫“校长”的人，对我说，我不会放你走的，没那么容易。读者也许会以为我在什么时候伤害过他，天地良心，尽管我性本恶，但是，在他的面前我始终像狗一样温驯，我常常想，那个时候如果他对我说：“葛红兵，你如果把我的屎吃了，我就放你走，就让你去读研究生。”我会毫不犹豫地立即趴下我的低贱的身子，将他的屎吃个精光，而且心中满怀对他的感激。
但是，他不。他连让我吃屎的机会都不给我，而是没有任何理由地想把我拖死在那里。我给他送礼，我把我工作以来积攒下来的所有余款从银行里拿出来，买了一只手表送给他，但是他不要，他义正词严地拒绝了。他是个清官，清官的意思是说他体验快感的源泉根本就不是肮脏的金钱，而是另外的高尚的东西。那么他到底从哪里体验快感呢？从我焦虑的神情、从我绝望的眼光、从我哀求的语气？从表面上看，拖死我，让我终老在海门对他没有什么有形的好处，但是，他一定感到了某种类似于吸食海洛因似的快感，要知道有理由的施虐所得到的快感在许多人那里不及无端地对一个无辜的人施虐要快乐得多——文革中许多人恰恰是被和他们毫无恩怨关系的不相干的人无端地打死的——要知道我是个有感觉的人，从他腆着的大啤酒肚中我感到了他每时每刻地生活在这种令人颤栗的幸福感中，正是这快感使他年轻，使他成功，使他50多岁了然而看起来却比我这个20刚刚出头的人更青春。
这种“否定”我的权力，这种对个人在职业选择，居住地选择上的“否定”，对谁有利呢？对国家？对人民？对我本人？其实对谁都没有利。但是，这种“否定”就这样被制造了出来，强加到了我的头上。计划经济时代他们制造稀缺，使得上厕所的草纸都成为稀罕之物，人们要得到草纸就只能请求他们的审批，也就是说“稀缺”就等于他们的权力，所以我说“稀缺”并不是必然的，不是因为中国人比较外国人而言更懒，更没有工作精神和创造力，而是因为有人有意地制造“稀缺”。现在，他们则制造否定，因为否定就等于权力。被制造的“否定”和被制造的“稀缺”在性质上是一致的，他们都是制造某种“虚无”，从反的方面为自己的权力奠立基础。面对这样的权力，我们如何自处？
和他——这个名叫“校长”的人——相比，或者把他和年少时我、我的那些狐朋狗友在街边打人，在被打者的哀号和乞求中，甚至在被别人打得遍体鳞伤中体验快感的方式相比，和我们从流氓行为中体验快感相比，他要老练一百倍。他不动声色，一丝不苟地收藏着他的快感，不让任何人知道，这样他的快感的强烈程度一定是超越那群在街边用拳头，用打人和被打来寻求快感的少年们的。他不打人，不骂人，他甚至不笑，但是他的快感是何其地充足呢？他的快感的源泉是何其地丰富呢？
现在我要让他的快感去见鬼，我要杀了他，和他同归于尽。1993年的春天，从4月开始一直到7月，我都在思考一个问题，如何杀了他，和他同归于尽，至于上研究生的目的已经不在我考虑的范围之内了。我所要做的是将他在我身上榨取的快感加倍地索取回来，我知道我没有他的老练，我所能用的方式就是少年葛红兵的方式。我性本恶，上帝，让我找回那个在街边抡木棒的少年，让那个少年回到我的身体里，让我去死，但是同时带上他——那个叫“校长”的人。我设想的第一方案是投毒，第二方案是爆炸，第三方案是刺杀……
晚上，看着正在洗咸鱼的妻子，我的心里充满了泪水。永别了，给我耻辱和快感的世界，我将带着我的极乐的快感离开你们。
当然那个“校长”后来并没有死，我也活着，活到了现在，而且还在写作。
我要感谢恩师盛浩良先生，当时扬州师院的副校长，他拯救了我，使我免于罪恶。也免于死亡。他在最关键的时刻出现了，他像神，他帮助了我，让我脱离了那个死亡的深渊。
这是我一生中永远深怀感激的人，此后我每年给他写一封信，但我从来没有拜访过他，我知道对于这样的盛大的恩情我是无比藐小的，无力用行动来表达感激的，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洗脱我内心深处的罪孽，用这盛大的恩情来超度自己。但是恩师盛浩良先生在我离开扬州到南京读博士的第二年便因癌症永久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我听说有人不愿意为他发丧，但是他的那些学生们自发地组织了起来，为他送别的那天从各地赶来的人成百上千，为他送行的队伍中光小车就有一二百辆。要知道这些都是人们自发而来的，而不是任何组织动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