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英国的教育制度，科斯在通过大学入学考试之后，可以继续在契尔伯文法学校学习两年。作为伦敦经济学院的校外学生，他可以参加伦敦经济学院的中期考试。这包括了在大学一年级期间所要选修的全部课程。因此科斯进入大学后，面临着决定读什么学位的选择。而就此而言，科斯认为，他当时所做的选择完全是由他所遇到的偶然事件决定的。由于科斯通过大学考试时历史科目较为优异，因此他在学位的选择上，一开始倾向于希望获得一个历史学学位。但学校规定，要获得历史学学位必须懂拉丁文。由于科斯进入契尔伯文法学校时比一般孩子晚了一年，像他这个年纪的孩子学习拉丁文已经一年了，因此，科斯被分派到学校的理科班，这也就意味着科斯不能获得历史学学位了。因此科斯转向了他另一门成绩优异的学科——化学，并开始为获得这一学科学位而努力学习。但是后来科斯发现数学是这一学科学位的必修课，而数学对科斯来说并不合胃口。因此，科斯最后只好决定转向他在契尔伯文法学校惟一向他敞开大门的、可供他选择的、能获得学位的商学学位上。科斯回想起这段插曲时，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认为他不喜欢数学的原因是因为他不喜欢学习数学公式及数学运算的意义。如果他能有汤普森（SylvanusThompson）的《计算容易》这本书（其书解释了数学运算的意义），或者在契尔伯文法学校的数学教学中采用了同样的方法，就很可能引起他对数学的兴趣，并把数学学好，也就能获得数学学位了。幸运的是，他没有去做一个平庸的数学家。而且，因为他当时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对社会问题特别感兴趣，这也意味着研究经济学的前景对他很有吸引力。在此后的两年中，他学习经济学、地理学、法语、英国经济史、会计学（当时契尔伯中学没有开设会计学，他是通过函授学习的）。他参加了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业学士学位学习的中期考试（除了会计学之外，在契尔伯文法学校教有其他课程和相应于他获得学位的课程）。虽然当时科斯对要考试的科目所需掌握的知识是相当粗浅的，但是他还是通过了中期考试，并于１９２９年，他１８岁的时候，进入伦敦经济学院继续商业学士学位的学习。１９２９～19３０年，科斯为学位第一部分的最终考试学习了许多课程：英国贸易、流通原理、生产理论、产业关系、海外领地的经济发展、印度和热带属地、商业法、统计方法、运输组织以及心理学等课程。在１９３０年考试获得通过。
对于第二部分课程学习，他决定选修工业组的课程，而这些课程是为那些今后想成为企业经理的学生学习而专门设置的。当然，这对科斯来说，是不适合的职业选择，但科斯认为对一个不懂拉丁文不喜欢数学的人来说，又有什么别的可选择呢？１９３０～1931年科斯在学习第二部分课程时，他选修了法语、会计学、工商行政管理、工厂会计成本核算、工贸原理、现代工业问题、工业金融、工业法以及工业心理学等课程。不难看出，他在伦敦经济学院的两年中，学习了门类众多的学科，因而用于每门学科的时间就不可能太多，这不可避免地未能进行系统阅读。科斯没有选修经济学的课程，但是科斯对有关法律的一些课程，尤其是工业法特别感兴趣，几乎被这些课程迷住了。攻读商学学士学位的结果，使科斯既懂得一些法律、会计学和统计学，又懂得一点经济学，这样的知识结构对科斯今后的研究工作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科斯并不知道这点，选修工业组课程对他来说是一个重大决定，而这个决定改变了他的整个人生。
以前在南非开普敦大学任教授的阿诺德·普兰特(ArnoldPlant)在１９３０年被聘任为伦敦经济学院商业教授，并专门负责企业管理方面的课程。普兰特教授负责工业组。而科斯那年正好在普兰特接任的那个工业组学习。科斯听了普兰特关于企业管理的讲演，最终在考试前５个月开始参加普兰特所教的讨论班。尽管伦敦经济学院一些课程是包括了经济学原理方面的内容，但是科斯并没有选修经济学的课程。结果是，当时科斯对经济学理论方面的概念是相当模糊的。普兰特在讨论班所传授的经济知识，改变了科斯对经济体制运作的看法，或许更准确地说，是给科斯一个对经济体制观察的智见。普兰特解释了经济体制如何可以用定价机制来协调。生产者把利润扩大到最大限度；生产者之间进行竞争；因而价格趋向于与成本相等，产出的构成是消费者最高评价的构成。政府经常为既得利益服务；助长垄断而不是竞争；普遍加强使事情更糟的各种规章制度。这些使科斯知道了价格体制指导下的经济带来的好处。由于那时科斯是一个社会主义者，所有这一切思想对科斯来说都是十分新鲜的。可以说，普兰特不仅影响了科斯的思想，而且改变了科斯的人生。
1931年科斯最终通过了获得工商学士学位所需要的第二部分课程考试。不过，由于科斯已经在契尔伯文法学院学习了1年，而伦敦经济学院校方规定在能够授予学士学位之前，要求在学校住校3年。因此，科斯决定必须在这3年住校期间做点事情。在科斯为第二部分课程学习的过程中，他发现他对工业法的课程学习最有兴趣。因此，科斯决定以工业法为专业。毫无疑问，如果他这样做的话，他将成为一名律师。但是那件事并没有发生。当然，这完全是受普兰特影响的结果。
当科斯完成了他的商学士学位课程的学习的时候，他对会计学、统计学和法律的知识了解还是知之甚少。尽管他在伦敦经济学院没有选修经济学的课程，但他自己也选读了一些经济学的原著。科斯在此期间，迷上莱昂内尔·罗宾斯(LionelRobbins)介绍给他的两本书，弗兰克·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和菲利普·威克斯蒂德(PhilipWicksteed)的《政治经济学常识》，这两本书激发了科斯非凡的才能，使他能对受限制的选择进行分析而无须求助于高等数学。如果说，普兰特专题讨论班给了他基础的入门知识，广泛阅读开阔了他经济学的视野，那么科斯的许多经济学知识或思想则是从与同学的讨论中获得的。在他的同学中,科斯的主要朋友有福勒（RonaldFowler）。科斯上伦敦经济学院的第一学年时，福勒已经享受卡塞尔旅行奖学金去了法国。不过第二个学年时，福勒已经回来并与科斯选修了同样课程，也参加了工业组讨论班的学习。福勒具有很好的分析能力，他们之间的讨论对科斯是大有裨益的。伦敦经济学院当时是一个相当小的学校，科斯认识一些以后成为经济学专家的学生并与他们一起讨论问题。特别是与维拉·史密斯〔VeraSmith(后来称维拉·卢茨,VeraLutz)〕，阿巴·勒纳（AbbaLerner）和维克托·埃德尔伯格（VictorEdelberg）等人的讨论更是获益匪浅。
科斯和福勒都对成本和成本曲线结构特别感兴趣。然而，期终考试之前的最后几个月里，对经济学的讨论并非科斯主要感兴趣的科目。而吸引科斯的是生产制度结构——不是生产的组织结构，而是奥地利的生产资本结构。这是因为１９３１年２月,哈耶克（Hayek,FA）正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公共课，他的讲课把学院的教师和学生都迷住了。哈耶克讲课时，教室里堂堂爆满。后来其讲课内容收集在他的《价格和生产》一书中。正是这种自由的学习、讨论以及听课，似乎科斯没有进行正规的经济理论训练，但是后来证明却是一大优势，因为这就使科斯不需要训练应该思考什么，反而也就不会忽略什么。这就给科斯处理经济问题有了许多自由空间。在期终考试，科斯的考试成绩并不十分理想，不过他还是获得了１９３１～19３２年伦敦大学授予他的一笔欧奈斯特·卡塞尔爵士（SirErnestCassel）旅行奖学金。科斯打算用卡塞尔旅行奖学金到美国研究工业组织中的经济问题，可以在伦敦经济学院住校一年。这是因为科斯在伦敦经济学院只读了两年的时间，而学院要求住校3年才能获得学位，科斯也只能在１９３２年获得商学学士学位。也正是这些偶然的事件使科斯真正走上了成为一位经济学家的道路，而不是成为一位篮子编织工、一位历史学家、一位化学家、一位工程师或一位律师。
到美国旅行，发现经济运行的真谛
科斯提出利用他的卡塞尔旅行奖学金到美国去研究美国工业组织中的水平一体化和垂直一体化的经济问题。无疑，科斯选择这个课题是普兰特促成的，普兰特谈到过组织产业的不同途径。普兰特在他的讲演中曾以不同的方式讨论了工业组织结构的问题，但是这些讨论好像缺乏理论来解释，为什么工业组织中存在差异性问题。科斯就是带着这些问题开始去寻找新的理论，登入经济学的奥堂的。当然，在科斯的思想中还存在着与他的主要规划中相关的另外两个问题。普兰特在他的讨论班中讲到了经济体制是通过定价机制来协调的，并对当时鼓吹的对英国的一批产业实行合理化的计划管理进行了批评，特别对用不同运输工具的协调的建议进行了批评。普兰特就这个课题于１９３１年向运输学会提交过论文。普兰特在关于商业管理的讲演中认为竞争将提供一切必要的协调，而在经济学中有一种生产要素——管理，它的作用就是协调。１９３１年１０月普兰特在伦敦经济学院的就职演讲中说，消费者是经济体系中的“最终的雇主”，而且引用了阿瑟·索尔特的话:“正常的经济体制自身在起作用。”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页。普兰特的观点似乎使科斯对企业管理和雇员与雇主的关系模糊不清。但是科斯意识到，这个论点似乎不完善。
这两种观点是怎么样才能相一致呢？如果所有的协调都必须由市场来提供的话，那么，为什么需要管理来协调呢？对科斯来说，本质上同样迷惑不解的难题又以另一种形式表现出来：即社会主义前苏联的出现。对今天的人来说，很容易对科斯他们１９３１年所看到的情况持错误的观念。俄国十月革命在１９１７年发生，在经过战争和内乱时期以及集中管理的最初阶段以后，列宁实行了新经济政策。列宁去世后，斯大林直到１９２８年把托洛茨基流放后，才成为毫无疑问的俄国领导人，并在１９２８年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１９２９～１９３１年，科斯那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一个学生，因此很难形成关于前苏联的计划如何付诸实施的观点，科斯对共产主义制度是怎么样运作的知之甚少。科斯听说在伏尔加河上建筑大型第聂伯水坝，科斯去过美国的塞内克特迪的通用电气公司的工厂，看过正在制造的大型水坝发电机组，不过，很难详细地了解其情况。列宁早已说过，在共产主义制度下经济体制国家将管理得像一个大工厂一样。尽管当时要找出苏联正在发生着什么情况无疑比现在容易得多，但还是只有很少关于苏联的经济组织的经验作为研究的依据，当时的西方经济学家正在忙于对社会主义计划问题进行大辩论。在辩论中一些西方经济学家认为把一个国家管理得像一个工厂一样将是不可能做到的。科斯想，人们认为不可能像一个大工厂一样管理前苏联经济，那么西方世界存在许多巨大工厂的事实又如何解释呢？当时科斯自认为自己是一个社会主义者，因此科斯到美国后访问了诺尔曼·詹姆斯(RJames)，他是社会主义的总统竞选人。人们也许要问，科斯是如何把对社会主义的同情和接受普兰特的研究方法调和起来的？科斯只记得，他的一位同学勒纳在其《统制经济学》一书中承认他的观点的发展受到普兰特的影响，并前往墨西哥会见托洛茨基。规劝托氏说，只要再造竞争体制的效果并使价格等于边际成本，共产主义国家的一切就都会好起来。但是对科斯来说，他的社会主义的观点未经任何明显的否决阶段就相当迅速地消失了。
科斯是带着这些疑问到了美国。留美期间，科斯很少上课，虽然在美国科斯访问了许多大学，但主要的是参观一些工厂和商店。在科斯旅美之前，英国最大的职业工会——运输和普通工人工会的秘书欧内斯特·贝文为科斯与英国银行的布鲁斯·加德纳联系过，加德纳给科斯出具了给美国各种商人的介绍信，从而使科斯到美国后能够毫无困难地会见这些商人。科斯仍然记得最有教益的一天是在一个联合碳化物代理商的办公室，听他们的电话谈话。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这次参观给了他一种关于替代可能性的生动感受。留美期间，科斯阅读了联邦贸易委员会的报告和诸如科普兰的棉纱工业研究，描述不同产业的组织的书籍。他还阅读了贸易期刊并利用更为少有的原始资料，诸如电话号码簿的泛黄页码。科斯入迷地从中发现众多的专业化企业，这些企业在科斯所认为的单一产业内部运行。科斯还从中发现如同煤炭公司和冰激凌公司那样的有趣结合。实际上科斯在美国做的就是寻找能解决他带去的难题的线索，令人惊奇的是，科斯在这方面做得很成功。
科斯通过各种访问、调查、观察与研究，需要解决的难题逐渐明朗起来，这就是，一种交易是在独立企业之间用合约安排来处理，还是用一体化来处理的原因是什么？这两种可供选择的解决办法在１９３２年２月底就已经在科斯的头脑中萦绕。在科斯的回忆中，他说他不能准确地说，他是如何找到解决办法的，直到他做完了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解决的办法是必须认识在市场经济中存在进行交易的费用，必须认识将它们结合到分析之中是必要的。科斯认为一种交易是在企业组织内进行，还是在市场中发生，取决于达到同样的结果时成本的比较。所有这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和明显的，但是要认识它，让科斯却花了一年多的时间，而且直到今天许多经济学家还没有意识到它（或它的真正意义）。
可以说，最终引导科斯走向一体化理论的是一条稀奇古怪的思路，而且这条思路部分是由于考察现在被称为资产专用性的东西对促进纵向一体化的作用所促成的。科斯在纽约访问瓦西里·里昂惕夫时，并就里昂惕夫假定“一个公司有一定数量的稳定需求和高于这个数量的波动需求，那么生产稳定需求并从外部买进波动需求可能对公司有利”的观点进行了讨论。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54页。科斯指出，如果生产这个数量有利，为什么原料生产者不开办一个工厂或增加此类的设备来生产这个固定的数量呢？并指出经营两个工厂，每个工厂安排适当波动的产量可能会便宜些。最终的结论是，应该调查企业之间的长期合约。这在许多事例中可能被认为是实际经营一体化的替代方法。科斯就此参观了福特汽车公司、通用汽车公司、喀利的钢铁厂以及西尔斯·罗依布克公司、蒙哥马利·华德公司及其芝加哥的堆料场，还去过米尔沃基，在那里参观了艾利斯·查默斯公司和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史密斯工厂。不过科斯没有忘记参观芝加哥大学，他听了几节奈特的课，奈特正在讲授计划的制定。并认为奈特的“财产、竞争和自由是同一事物的种种名称，”一句话对他寻求一体化理论没有多大帮助。惟一与科斯讨论一体化问题的人是雅各布·瓦伊纳。此教授以对学生严厉闻名，但对科斯很和蔼。然而科斯不能肯定从瓦伊纳教授那里学到了什么东西。
正是这些访问、调查、讨论、观察、研究、思考与探索，科斯成功地把市场制度与交易费用联系起来，带回了科斯一直在寻找的问题的初步答案。而这些完全出于种种偶然和好运气，以及科斯博览群书，对科学孜孜以求的钻研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