１９３２年科斯大学毕业，这一年是当时世界经济大萧条(GreatDepression)最严重的年份，失业到处可见。在伦敦经济学院的毕业生中失业也是十分普遍的事情，但是科斯又一次交了好运，让他一毕业就找到了工作。这事是怎样发生的呢？在１９３１年，由于一个杰出的黄麻织造工业的企业家，乔治·邦纳（GeorgeBonar）的经济资助在邓迪建立了一所经济与商业学院，伦敦经济学院的威廉·贝弗里奇(WilliamBeveridge)和其他一些人在这所学校当顾问。学院是由邓迪教育当局管理，学院的目的就是为学生从商做准备。高年级教师的聘任是在１９３１年进行。低年级教师的聘任是在１９３２年进行。科斯回忆道，参见科斯:《我的经济思想演进》,原稿为英文未刊稿。当时他找到这份工作是较容易的。由于他获得的是商学学位，尽管对经济理论了解甚少，但对实际事务方面则学得较多，这样科斯看上去比经济系毕业的大多数学生更有条件适合这个职位。为此科斯于１９３２年１０月被聘任为邓迪经济与商业学院的助理讲师。科斯曾想，如果邓迪学院不是在１９３１年成立的话，不知道他会干些什么。既然如此，一切就从这里开始，科斯打算成为一个经济学家并可能逐渐地发展。
在邓迪学院，科斯的教学任务包括了１０月份开始讲授的全部3门课程。邓肯·布莱克（DuncanBlack），当时邓迪学院的另一个助理讲师，他回忆说科斯当时是带着满脑子关于企业的想法来到邓迪的。幸运的是，科斯教的课程之一是《商业企业组织》。在科斯保留许久的给他的朋友福纳的信件中，科斯就描述了他在那门课程中第一堂课时讲课的内容。其包括了后来发表的《企业的性质》一文中的主要论点。当然，作为一个刚出校门的人来说，根本就不会想到他在１９３２年这些思想将会是那样重要。科斯喜欢讲课，科斯在给福纳的信中，在描述了他的上课内容后写道:“对每门课程来说，都是一种新的研究方法（我想），我自己感觉是相当满意的。我能说的一件事就是我自己做得完全成功了。”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45页。因为，就科斯回忆，他在邓迪学院讲课之前，没有读过多布的《论俄国经济发展》，只是读了一点奈特的《风险、不确定性和利润》以及相应的著作，主要的影响是来自普兰特。
科斯到邓迪学院后开始阅读,有亚当·斯密(AdamSmith)、帕伯克(Babbge)、杰文斯(Jevons)、威尔斯特德(Wicksteed)和奈特(Knight)等人的经济学经典著作。科斯在邓迪学院所写的日记中，以及在邓肯·布莱克准备为肯尼斯·埃尔金格(KennethElzinga)的《国际社会科学百科全书》所写的关于科斯的条目中表明，科斯在那时的态度是“确实是出人意外的”，科斯希望经济学既能处理现实世界中发生的问题，又能用简明的方法这样做。而大多数经济学家多是满足达到目标的一种或另一种，而在科斯心目中，关于经济学的研究显然是为了达到这两种目标。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246页。不管科斯是否获得成功，布莱克正是描述了科斯的经济学目标。这表明，虽然科斯开始不是进行经济学学术研究，只是接受过工商管理知识的教育，当他开始研究经济学时，目的还是运用其理论来解释现实世界发生了什么。
但是科斯认为不能排除他的思想要受现实经济世界所发生的事情的影响。在１９３３年张伯伦(Chamberlin)出版了《垄断竞争理论》一书，琼·罗宾逊夫人(JoanRobinson)出版了《不完全竞争经济学》一书。这些著作给予当时经济学界一个巨大的震动，科斯也和其他人一样被卷入其中。当时科斯在邓迪也用琼·罗宾逊夫人所采用的新的分析方法分析了张伯伦讨论过的市场双头垄断问题，并在１９３４年写了一篇论文。其论文在１９３５年发表。不过，从科斯当时的态度来看，尽管在凯恩斯雄踞经济论坛之前，这两本书是20世纪３０年代初英国经济学家主要感兴趣的书，但科斯在那时候对这些著作并不抱任何希望。
当科斯在邓迪伦敦经济学院度假时，他的大多数时间是用来与福勒一起讨论经济问题，这时福勒被聘任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助理讲师。他们感兴趣的问题是相信（大多数经济学家所主张的）决定产出的生产者假定，现有的价格与成本与将来的价格和成本是相关的。这表明如果生产者在这种意义上进行生产的话，将导致价格与产出的波动，这也是卡尔多(Kaldor)所称的“蛛网定理”。他们运用蛛网定理来研究英国生猪生产的周期波动问题并得到了很好的说明。就像科斯认为的那样，他们从事的一个统计调查表明，英国的生猪生产者并不假定现有的价格在将来是保持不变的。当价格高于平常的水平时，他们希望价格下降；当价格低于平常时他们就希望价格上升。就像科斯在以前的通信中表明的那样，他打算使用这种分析技术。而这种技术已经展开到探讨其他方面生产者预期的形成的研究中，福勒也有同样的打算。然后,科斯所持有的是对经济学家通常仅作为技术性处理的测量概念感兴趣。在这点上，科斯是受了芝加哥大学的亨利·舒尔兹(HenrySchultz)关于派生统计需求表著作的影响。科斯除了对预期进行研究外，他也开始对资本成本进行调查，了解它是怎样随着结果的范围、企业的规模和行业的规模而变化的。这些研究没有任何一项是完成了的。但是福勒完成了《论生铁屑替代生铁制钢》的论文，并且发表在１９３７年《经济学季刊》上。科斯认为，如果这类工作能够继续研究下去的话，这可能会给投入－产出分析注入新生命力，而且必将大大改善他们对竞争机制的运作的分析，但是实际上并没有这样做。
在这个时候，科斯自己的期望是他未来的研究重点应该是从事同样的实际的调查研究。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因为，在１９３４年，科斯被聘任于利物浦大学助理讲师，讲授银行金融课程。对这门课程科斯几乎没有什么知识准备。更为重要的是１９３５年他受聘于伦敦经济学院为经济学助理讲师。在这里,科斯负责垄断理论方面的课程，而这门课程在科斯之前是由希克斯(JohnHicks)讲授的，这时希克斯已经去了剑桥大学。科斯并且在工商管理系当普兰特的助手以及开公用事业经济学的课程，而这门课程以前是由巴特森(Batson)开讲的，那时巴特森已经去了南非。开讲垄断理论这门课程对科斯来说是不会有特别的困难。因为有琼·罗宾逊夫人的著作和他已经写的关于双头垄断理论方面的文章。１９３７年他发表了《对垄断理论的评论》的论文。这篇论文包括了科斯在上课中引出的一些思想。科斯当时感到他在工商管理系的许多工作是十分无聊单调的。由此他用哈佛大学工商管理学院的方式准备了一些案例，希望以此来帮助教学。埃德沃德(RoknaldEdwards)，他的研究领域是会计学，也在工商管理系工作，科斯和他，还有福勒一起组成了会计学研究协会，并立即开展了工作。其间，他们对已经出版了的会计账表对经济研究所起作用到底与实际相差多远做了一些调查。他们的研究表明，通过应用已公开出版的平衡表和对英国钢铁行业的研究表明,一旦这些表格基本原理能够被理解，它们对研究就能起较大的作用。科斯把这些研究成果发表在《会计学》杂志上形成了一系列关于成本会计的论文。后来这些论文一再重印，参考它们的文章较多。科斯认为这是因为这些论文包括了惟一的机会成本的概念的分类计算，它们就像20世纪３０年代伦敦经济学院所教给学生的课程内容一样。但是科斯主要的研究方向是在与他的公用事业经济学课程相关的方面。在对公用事业研究过程中，科斯不久就发现在英国对公用事业经济学的研究成果太少，能够参考的文献微乎其微。因此，科斯对英国的供水、供气、供电等公用行业，尤其是邮电业和广播业的历史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并出版了相关的研究著作。
１９３４年科斯仍在邓迪学院撰写和打印标题为《企业的性质》的论文的初稿。在伦敦经济学院科斯修改了这个手稿并把修改稿寄给了《经济学季刊》杂志，文章直到１９３７年才发表。为什么在１９３２年就已提出的思想，直到１９３７年才投出发表呢？这与科斯办事井井有条的性格有关。这里还有一段有趣的轶事。１９３２年末，科斯发现罗伯逊写的《银行政策与价格水平》中的一个错误，科斯就与邓迪学院的同事们讨论，开始人们先是不相信科斯是对的而罗伯逊是错的。不过，最终科斯说服了他的同事们。一旦这样，他们就极力地怂恿科斯就此写篇短文寄给《经济学》杂志。科斯不想这样做，而是给罗伯逊写了一封信，解释为什么他认为罗伯逊是错的。一个月后，罗伯逊给科斯回信，同意科斯的看法。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直到１９４９年，罗伯逊的《银行与价格水平》才出版修订本，书中附有罗伯逊重写的导言。科斯找来一本，想知道罗伯逊对他提出的错误是怎么说的。罗伯逊在书中提到这是不朽的功绩。科斯发现罗伯逊承认这是个“大错”，并以概要的形式提出了论述。然而，罗伯逊却忘记了给他指出错误的人是谁。科斯认为这也说明了如果仓促发表意味着什么。
科斯的论文发表之后并没有立即产生巨大的反响。在刊出《企业的性质》论文的那期《经济学季刊》发行的当天，科斯在吃午餐的途中遇到他们系的萨金特教授和普兰特教授，两教授向科斯表示祝贺。尽管科斯与萨金特的合作关系密切，而且萨金特把科斯作为他的“小组”成员，但是萨金特教授并没有再提及这篇论文。哈耶克和罗宾斯，他们当时在科斯这个系，也没有提及过此文,尽管科斯与他们的关系十分密切。看来这篇论文显然不是一篇立竿见影的成功之作。但是这并没有使科斯泄气。还是继续做他感兴趣的公用经济学的研究。
１９３９年９月，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１９４０年科斯被任命为政府森林委员会统计局的负责人（主要负责那时期英国木材生产的情况）。１９４１年他调到中央统计局，它是战时内阁的办公室之一。科斯在那里负责的是最后的军火统计，它们包括枪支、坦克和弹药。直到１９４６年他才回到伦敦经济学院。科斯认为，在政府工作的６年时间里，除了证实了他的一些假设之外，整个政府服务期间的工作对他作为经济学家思想演进来说是没有多大帮助和作用的。
科斯回到伦敦经济学院之后，负责主讲的课程是经济学原理。这门课程是对主流经济学的一般解释。同时科斯对公用事业尤其是邮电业和广播业进行了更广泛深入的研究。１９４６年他发表了《与成本与需求相关的垄断价格》，此文是以他战前所讲授的垄断理论课程时所收集的材料为基础写成的。在同一年发表的另一篇论文是《边际成本争论》。这篇文章阐述了科斯对经济政策的研究与他们时代大多数人不同的方法。随着战争的结束，战时内阁经济部的经济学家开始考虑英国战后重建的问题。詹姆斯·米德(JamesMeade)和约翰·弗莱明(JohnFleming)都在经济部工作。战争结束后，他们写了一份关于国有企业价格政策的报告，而两人都是边际成本定价的提倡者。凯恩斯当时是财政部的一个顾问。凯恩斯也看过这个报告并对此报告十分热心，因此就把此报告刊登在他主编的《经济学》杂志上。科斯和汤姆·威尔逊(TomWilson)当时也在经济部看到了这份报告。但是他们对此报告的观点是不满意的，因此科斯在《经济学》杂志上发表了批评性的解释，这就是科斯战后所写的《边际成本争论》的一文。在科斯看到米德－弗莱明的报告之前他就熟悉边际成本定价理论的情况。在伦敦经济学院阿巴·纳勒是这个方面的热心提倡者和边际成本定价娴熟的解释者。毫无疑问，科斯在提出自己的见解之前，他反复考虑了福勒的论点。科斯强调的是通常的边际成本定价政策将会导致大量资源的浪费，它将造成收入的重新分配和将引起以前并不存在的价格与边际成本分歧。汤姆·威尔逊指出这种政策将导致国有企业代替私人企业，集中计划经济代替分散化经济的运作。所发生的情况是通过专注于权利的边际调整，经济学家（在那个时候对边际成本定价理论的确信是在学院派经济学家中占有主要的地位）已经完全忽视他们的政策在另一意义上的影响。这正如俗话说，大难临头他们依然“歌舞升平”。科斯称他们描述经济活动的方式为“黑板经济学”，因为他们所描述的经济活动只是在黑板上发生。参见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上海三联书店,1994,第360页。同时，科斯被聘为伦敦经济学院关于公用事业经济学的特约审稿人。１９５０年，科斯出版了第一本关于公用经济学的专著，即《英国广播业：垄断状况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