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秀的跨国公司在环境保护领域也扮演了示范者的角色，对他们来说，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往往也意味着更多的市场机会。
任何熟悉自己历史的西方人都能理解，中国乃至亚洲正在经历的环境恶化是怎么回事。从19世纪初到20世纪中期，欧洲和北美的工业现代化历程同样曾给这两块大陆带来了无穷无尽的环境问题。直到严格的环境立法——间接导致大量制造工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和更为清洁的科技被广泛推行，伦敦城那浓得像“豌豆汤”一样的黄色烟雾才终于消散，流经欧洲主要工业城市的河流里，消失了100多年的鱼才又重新出现。
事实上，一些西方学者正指出，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有可能可以避免重复西方的“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作为最佳榜样，日本已经在20世纪70年代通过推行极为严格的排放标准极大地改善了空气质量。在印度，新德里的执法者和积极的环保人士已经让这个曾是世界上污染最严重的城市改变了模样。而在中国，政府对环保的重视在过去两年中在“绿色GDP”、“和谐社会”、“环评风暴”等广受注目的议题中充分得到体现。
物质条件更富裕的人们自然会开始关心环境和健康。随着经济的增长，这一趋势在中国也开始出现。同时，外部的压力和动力也是推进中国环境改善的重要力量。为了在2008年举行奥运会时树立一个健康的形象，北京也在投下重金引入先进的技术改善环境。沙尘暴和温室气体排放对周边国家的影响使政府面临国际上要求中国改善环境的压力，而随着跨国公司的大量涌入，先进的环保技术和理念也随之渗入。如同在制造、研发、管理和经营方面一样，优秀的跨国公司在环境保护领域也扮演了示范者的角色。当然，并非所有的跨国公司都是优秀的榜样，已经推行严格环境法规的国家中那些缺乏责任感的企业转移到法规不健全的发展中国家，环境代价也相应转移。按照社会学家大卫·哈维的说法，这是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的弹性模式。最近的印尼金光集团云南毁林事件是这类效应的典型体现。
对这些起到示范作用的先行者来说，政府对环境治理的重视意味着众多市场机会的出现。根据中国环境保护产业协会的数字，污染治理在中国已经形成200亿美元的产业，并以每年20%的速度快速增长。“未来的5～10年将是中国环境保护产业的黄金时代。”环境保护产业协会信息部主任李宝娟说。
在广东北部的南岭群山里，一个叫做上坝的小村庄在历史上因为山青水秀、气候温和，在民谣里被传唱为“不愁吃来不愁穿”的世外桃源。现在，这里却成了远近闻名的癌症村。19年里，有340多人死于癌症，2003年31个死亡人口中，有14个死于癌症。他们的噩运来自附近的矿山。20世纪70年代初，广东政府到此开发多种金属矿藏，毫无保护措施地露天开采导致水质恶化，农田土质含铅量超过国家标准44倍。“鸭子放进河里不到两天就死了。”村民说。
从上坝村往南200多公里，在广州郊区的太和镇，则坐落着中国目前最先进的垃圾填埋场。这座由全球最大的环保企业威立雅环境集团（Veolia）旗下的奥绿思（Onyx）公司投资5.4亿元人民币与政府合作建造的垃圾填埋场，现在处理着广州市全部的固体垃圾。每个小时有140辆卡车排队来到这里，带来1 000万城市人口每天产生的7 000吨垃圾。
奥绿思为每辆卡车配了智能卡，记录车里的垃圾重量。填埋场中的德国进口织物可以阻挡垃圾中有毒的渗滤液渗入地层，进入地下水系统。奥绿思每天从垃圾中过滤出1 300吨渗滤液，中和其毒性的化学过滤系统是整个垃圾处理项目中耗资最大的部分。而在中国大多数的垃圾处理场，根本没有过滤渗滤液这道工序。“目前中国大陆拥有的真正符合国际标准的垃圾填埋场很少，大多数城市拥有的只是简单的抛弃垃圾的场地。”威立雅环境亚洲区总裁兼奥绿思亚洲CEO穆桥石（Jorge Mora）说。2004年，作为政府的环境样板工程，太和的垃圾填埋场接待了全国300个城市的代表参观。
分离垃圾产生的沼气是另一项高成本的项目，为了避免沼气进入大气破坏臭氧层，需要将其分离然后焚烧。目前，太和已经建成一座日处理能力为1 000吨的垃圾焚烧发电厂，奥绿思为其提供营运和维护服务。分离沼气后，垃圾被干燥、去臭、封装，最后被填埋或作为填充材料用于美化填埋场周边环境。
威立雅环境集团早在1992年就涉足大中国区市场，最早进入的地区包括澳门、台湾和香港。威立雅环境旗下经营垃圾处理的奥绿思公司在澳门和台湾拥有四个大型垃圾焚烧发电项目，主要通过“建设—拥有—经营”和“公私合营”的方式进行。在香港，奥绿思通过收购本地的垃圾处理公司进入该市场，经营包括垃圾填埋、危险废弃物处理、垃圾收集和转运等业务，每天处理超过8 000吨的生活和工业垃圾。
1999年，奥绿思在中国大陆的第一个项目——广州大田山填埋气体发电厂开始运营。随后，奥绿思在中国垃圾处理领域的业务全面展开，在杭州、广州和上海，奥绿思共建设和运营着三座填埋气体发电厂，在上海老港的填埋场四期项目接受上海每天60%的垃圾处理，在天津还合作运营着一座危险废弃物处理中心。
除了垃圾处理，威立雅在中国做的最大的业务是水务。威立雅水务在中国的第一个项目是1997年6月以BOT方式（建造—经营—移交）在天津凌庄用3 000万美元改造的自来水处理厂，该项目使威立雅水务获得了20年的营运资格，服务天津的400万人口。之后，威立雅水务又先后在成都、天津、宝鸡、青岛、深圳、珠海等城市签了15～50年不等的BOT合同。
2002年5月，上海政府选定威立雅水务为合作伙伴经营和维护浦东商业区的自来水服务。根据这份50年期的合同，威立雅水务出资2.66亿欧元取得合资企业50%的股权。2003年9月，威立雅水务拿到了北京与外资水务公司签订的第一份长期外包合同——卢沟桥污水处理项目，这是北京为2008年奥运会建设的一系列污水处理厂中的第一座。
环保项目在世界各国都是政府主导的项目，在中国也不例外。威力雅在中国运营的众多项目有采取OMM方式（不投资，只运营和维护）、BOT方式，以及合作经营的方式，政府负责投资建设和运营，威力雅提供服务。
威立雅涉足的项目都有一个共同特点：投入大、收益周期长。穆桥石给记者算了一笔账：2002年中国一年产生的垃圾是1.7亿吨，并以每年11%的速度递增，而中国的人口增速是6.5‰，垃圾的增速远远超过了人口的增长；同时，发达国家每人每天产生的垃圾是1公斤，而中国只有0.4公斤；况且目前官方统计，全国完全卫生处理的垃圾的比例是50%，据估计真正无害卫生处理的或许只有10%。
显而易见的是，中国的环保市场空间非常大，而本土的环保工业仅仅是刚刚起步。“我们在中国市场占有领先地位，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我们在中国的工作才刚刚开始。”穆桥石对记者说。反观国内，全国9 000家环保企业中的大部分都是民营中小型企业，它们共同的特点是研发力量薄弱，成长也比较缓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