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纸是记录历史的载体，有时它本身也是历史的一部分。翻开《北京青年报现象研究》一书扉页的图片，可以看到1990年前后《北京青年报》的版面，以及当年报纸叫卖的情景，拍照者还是今天大名鼎鼎的摄影记者卢北峰。读这些报纸版面其实是在读一段历史，读到上世纪90年代的人文风貌，那个商品还不甚满足的年代，简朴的人，诚恳的脸，奔突的渴望，一个社会经济腾飞的前夕。
而那时的《北京青年报》，乃至全中国的报业，也处在一个腾飞的前夕。《北京青年报》，一份至今还被一些人视为“地方小报”的团市委机关报，却以其蓬勃的生命力卷起一阵报业旋风，捶响了中国报业改革的鼙鼓。这阵鼓声，终于渐渐地响遍了全国南北的各个城市。伴随着这鼓声，一批草莽时代的报业英雄也走上历史舞台。
崔恩卿从1983年9月调入北京青年报社，一直担任北京青年报社社长，前后长达13年，这段时间是他最重要的报业实践时期，他的大部分报业经营观点都在这段时期形成。本章把13年的实践又分为三个时期进行叙述。第一个时期称为“北京青年报改革酝酿期”（1983年—1990年）；第二个时期称为“北京青年报迅速崛起期”（1991年—1995年）；第三个时期称为“北京青年报成熟发展期”（1996年—现在）。
截取“1983年—1990年”这段时间的根据是：1991年《北京青年报》创办了《青年周末》，在市场上马上引起反应，并一直飞速上升；1983年到1990年之间，则是《北京青年报》改革酝酿和准备期。从观念、机制、人才团队等各方面，北京青年报社（原名为北京青少年报刊社）作了很多改革，为进入90年代的全面改革做好了准备。
《北京青年报》是共青团北京市委的机关报，它的成长历史几经周折和坎坷。它的前身是1949年3月21日创刊的《北平青年》，《北平青年》一开始只是当时《北平解放报》（原《人民日报》北平版）第5版的一个专版，《北平解放报》终刊后也曾单独出版，在出版了第38期之后暂时停刊（1949年12月5日）。1950年1月16日《北京青年》第39期以双周刊的形式复出，到了1950年7月10日，为向筹建中的《中国青年报》输送干部，《北京青年》按指示被停刊。1955年7月1日，《北京青年报》创刊，为周刊，每份定价三分钱。1957年9月27日停刊，部分干部参加《北京晚报》工作。1958年7月1日，《北京青年报》复刊，并把停刊时的周二刊改为周三刊，每份定价两分钱。1960年7月29日，因国家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北京青年报》又宣告停刊。一直过了20年，到了1980年9月16日，中共北京市委常委会决定，批准《北京青年报》复刊，1981年7月3日，《北京青年报》正式复刊。
从对《北京青年报》的历史回顾中可以看出，《北京青年报》经历过四次停刊。这份报纸的政治地位并不高，占有的政治资源不多，在某些时期它的出刊只是一种过渡性的工作。《北京青年报》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是一张“主流”的大报，而是一张弱势的边缘性报纸。
1983年秋崔恩卿被调任为北京青年报社社长时，《北京青年报》刚刚复刊两年，是一份全国发行、周二刊的报纸。
12年后——1995年，当《中国报刊月报》采访崔恩卿时，对他刚调到北京青年报社的情景记述道：
“就职之日，正当中秋。是夜，月华满地，而崔氏之心未可名状：报业于崔，乃全新领域，三二十人，挤于市委大院一半地下库房，欲成大业，实任重道远也。”
革命的角色决定了崔恩卿的突围常常从地下开始，十七年后，他把《戏剧电影报》改版为《北京娱乐信报》，也是从一个地下室开始。
很多访谈文章提到，崔恩卿不是“科班出身”，言下之意是他原来所学并非新闻学。但仅仅经过两三年时间，他对报业认识的深刻就已经超过许多同时代的报人。现今翻看他在1986年、1987年发表的社内讲话，当时他对报业经营规律的认识是非常先进的。他在1986年题为《变革观念，在市场竞争中追求自立》的报社讲话中，有大段关于报纸属性的论述，他指出报纸既有社会属性，又有经济属性，报纸是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结合。报纸是商品经济中存在的商品，报纸应当是信息大拼盘，是面向广大读者的通俗读物，不是经典之作。首先是大众意识，而不是精品意识，是“真实”意识而不是“宣传”意识。评价报纸的客观标准有两个：第一个是读者，第二个是发行量。他的这些话即使在今天看来都不算落后，而18年前，他就已经超前地、深刻地形成了这些办报理念。他在1983年到1985年的实践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办报思想，这种思想成为《北京青年报》后来办大众化都市报的指南。
崔恩卿是一个很有个人魅力和鼓动力的人。这段时期，通过他的不断鼓动，报社内的观念逐渐统一，先进的新闻理念促成了大量优秀新闻记者的出现。事实上，在《北京青年报》进入上世纪90年代的飞速上升期之前，崔恩卿已经领导报社完成了观念和人才队伍上的准备。由于原来的北京青年报社处于相对弱势，人员素质也显得参差不齐。有人议论说，《北京青年报》是三流人办了一流的报。崔恩卿反驳这种观点说，既然能办成一流的报，就不能说人是三流的。即使个人是三流的，但是组成一个团体，就成了一流。当其他报纸的记者还在计划经济体制里孤芳自赏时，《北京青年报》已经逐渐磨练出最有活力的一批新闻记者。
1983年崔恩卿来到报社两个月后，市委决定，《北京青年报》的读者转向以中学生为主。这样一个定位缩小了《北京青年报》的读者群。但从另一个角度看，也是一种读者市场的细分，利用这个契机，1984年1月《中学生时事报》的前身《时事广播专页》创刊，后来它成为了一份非常成功的中学生报纸。1986年，报社首次提出抓“可读性”的原则，并将读者定位从中学生扩大为“中等文化程度的小年龄在职青年”。1988年，该报社编辑部提出“打破半封闭状态，全方位走向社会”的方针。这是一次内容定位上比较根本性的、前瞻性的改革。媒介经济专家宋建武认为，传统的青年报刊，因为它的内容和发行都局限在机关、团委的组织内，因此它的出路就在两个方面的社会化：内容的社会化和发行的社会化。《北京青年报》在1988年的这一次办报方针的转变，为它内容定位的全面转型埋下伏笔。在报道内容上，80年代底《北京青年报》也开始了尝试，1989年4月25日该报发表了首篇学潮报道，成为最早直接报道学潮的少数几家报纸之一，此后又陆续推出了《天安门广场纪实》、《六月，学运向何处去》等报道，《北京青年报》关注重大政治社会事件、擅长深度报道的特色开始露出端倪。
在20世纪80年代里，北京青年报社还有一个事件值得一提，就是《中学时事报》的发展。它的前身是1984年创办的《时事广播专页》，该专页由北京市教育局发起，由北京青年报社和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合办。《中学时事报》同样贯彻了崔恩卿当时提出的“追求读者和发行量”的办报理念，1988年该报在京津两地的发行量达到了70万份，这时候它还并非一张公开发行的报纸。在1990年，已经运行7年、发行量超过70多万份的《中学时事报》才首次获得公开发行，《中学时事报》迅速走出北京，发行量达到百万份以上。应该说，计划经济体制在市场冲击面前的滞后在报业中也充分暴露了。《中学时事报》本身虽然只是一张面对学生发行的、“窄众化”的报纸，但是它同样体现了北京青年报社敢于冲破壁垒、抢占市场先机的勇气，也为《北京青年报》的全面改革积累了宝贵的市场经验。1996年创办北京小红帽报刊发行服务公司的刘涵原来就担任过《中学时事报》的主编。《中学时事报》的成功发行经验为《北京青年报》所利用，“小红帽”现在已成长为全国最优秀的报刊发行企业之一。
北京青年报社内部机制的改革也比较早，在1984年，崔恩卿刚到北京青年报社的时候，就推行了社内聘任制，并向社会首次公开招聘采编人员。1988年，报社成立社委会取代原来的“领导小组”，并对编辑部成员实行了聘任制。
从1983年到1990年的7年间，崔恩卿领导的北京青年报社已经在观念、人才队伍、市场经验、内容定位、内部机制等各方面做好了改革的准备，一场被新闻学界广为关注的“北京青年报现象”即将拉开帷幕，这场改革无法抑止，已锵然地迈出马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