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青年报》的迅速崛起期为“1991年—1995年”，这样划分的依据是：1991年《青年周末》创办，迅速引起市场反应，当年广告营业由上年的35万元上升到500万元。第二年直翻4倍达到2200万元，到了1995年，广告额达到4400万，已经在北京市场占据主导地位。进入1996年，崔恩卿离任，报社广告经营额近亿，进入了报社发展的成熟期。
《北京青年报》迅速崛起的标志性事件就是《青年周末》和《新闻周刊》的创刊。《北京青年报·青年周末》在1991年10月4日出版试刊第一期，《新闻周刊》在1992年12月22日试刊。学界普遍认为，《北京青年报》的成功是“两刊起家”，指的就是这两个周刊。根据《北京青年报》原总编肖培的回忆，当初创办这两个周刊的初衷是想把《北京青年报》从周报改为日报。扩版思路有两种，一种是直接扩为日报，一种是先扶植个别品牌再渐渐扩为日报。《北京青年报》审时度势，量力而行，采用了第二种做法。这两个周刊的成功也深刻影响了后来《北京青年报》采编思路和管理框架，《北京青年报》在成为日报之后的很长一段时期内仍然沿用“周报化”的运作方式。
《青年周末》创办后很快在京城“一纸风行”，第3期的零售量达4.8万份，呈直线上升趋势。在1992年3月28日，创刊第13期的《青年周末》的零售量达到234000份，总发行量达到了334000份（包括订阅部分）。短短两年时间，《北京青年报》的广告刊出额从35万元飚升到1993年的2221万元，而《青年周末》就承载了报纸60%的广告量。
在《青年周末》迅速上升期间，崔恩卿的报业经营理念也在逐渐沉淀与成熟。1992年7月19日—24日“首届全国青年报刊经营管理研讨会”在山西太原召开，崔恩卿在会上提出了“报业大经营”观念和报纸“三要素”（即新闻、副刊和广告）观念。他的理念随着经营实践的推进而不断进行创造和更新，成为指导《北京青年报》成功飞跃的核心理念。
《青年周末》使《北京青年报》在内容方面取得了迅速成功，经营管理方面的工作也迅速跟上。《北京青年报》很早就注意到自身的宣传和推介，它创刊44周年（1993年）在《中国新闻出版报》头版刊登的整版形象广告创下了国内报纸在广告上“自我炒作”的先例。1992年10月，北京青年报社在天地大厦（现保利大厦）召开广告推介会，开始大步推进广告经营，当年广告额达到507万元，并以飞快速度上升。《北京青年报》渐渐成长为一个良好的广告载体，具备了自身造血赢利并实现翻滚式发展的能力。
崔恩卿抓住报社上升的势头，一方面用各种渠道为报纸宣传造势，一方面在版面和发行上加大工夫，不断扩版：1992年《北京青年报》每周出版达到6印张；1994年1月《北京青年报》正式改为对开大报，周五刊，达到每周13个印张；1994年7月，《北京青年报》改为日报；1995年，《北京青年报》再次扩版，并在当年实行市场早售，这又是《北京青年报》适应市场需求，在发行策略上的一大转变，从此它在零售市场上避开了和《北京晚报》的正面竞争。一直到2000年之后，《京华时报》和《北京娱乐信报》的创刊才冲击了北京的早报零售市场，此前《北京青年报》一直在早报零售市场占据着绝对优势地位。
内部管理机制的改革也在报纸的上升中逐步展开。1992年9月，北京青年报社再次推动社内聘任制，实行层层聘任；在1993年1月，该报社实行新的社内人事工资制度，按照“按岗定编、层层聘任、按劳分配、职责计酬”的原则进行分配。人事和分配制度的改革较好地解决了上升企业常出现的员工激励不足问题。1993年5月7日，北京青年报业公司成立，崔恩卿任董事长兼总经理；1995年1月，北京青年报社实行“广告达标奖”制度，结束了部分采编人员参与广告直接经营活动的时代。通过内部管理机制的调整和改革，北京青年报社逐步走上规范经营的道路。
内容和经营的成功使得《北京青年报》的社会影响力和政治地位也随之上升。在1992年全国“青年报刊十佳”评选中，《北京青年报》和《中国青年报》并列第一；当年11月，经上级审批，该报社被定为副局级事业单位。随着社会影响力的提升，《北京青年报》逐渐有意识地向“主流大报”靠拢，朝着大报和日报的方向扩版。1994年1月，《北京青年报》改为对开大报，这在仪式上的意义超过了实际的市场效果。改版为大报，使《北京青年报》跳出了读者眼中那种“小报”的惯性思维。事实上对开的大报版面在现代生活中并不方便，——上班族在公交途中不易展开报纸，也大大提高了报纸的纸张成本。因此，在2001年12月，《北京青年报》又改成了国外通行的“瘦报”。
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为什么《北京青年报》能实现北京报业的第一个突围，并为它此后的“京城霸业”奠定基础，笔者对其原因进行了分析：
1.客观方面：
（1）改革开放带来市场经济的冲击，使得读者导向、市场导向这些先进办报理念为《北京青年报》所接受和利用，其他行业的改革和经营经验也被他们所借鉴。
（2）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人们“开眼看世界”，对精神食粮和其他关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社会信息产生巨大需求。需求决定生产，这是学经济学出身的崔恩卿很早就认识到的道理。正是迎合了人群的巨大需求，《青年周末》才迅速取得成功。早期的《青年周末》以可读性为目标，大大满足了在阅读“供给紧缺”年代里人们的信息渴求。随着社会转型加剧，人们的价值观受到强烈冲击，《青年周末》推出的“人在旅途”、“大路朝天”等栏目对读者人生观、价值观进行讨论和引导，抒写人间真情、倡导积极人生，正好契合了当年的时代脉搏和社会心理。
2.主观方面：
（1）《北京青年报》的团委机关报身份使它的财政来源远不如其他大报的宽松，穷则思变，市场经济的生存压力使他们成为第一批勇敢的吃螃蟹者。
（2）北京青年报社已经在观念、人才团队、内部机制等方面做好了改革准备，年轻的报纸包袱小，改革成功的希望更大。
（3）北京青年报社在这个时期涌现了一大批很有事业心的骨干，有着一股“干事业”的雄心壮志。这种团队精神、拼搏精神充溢在方旭主编的《我们尝试了什么》一书的字里行间。在一张市场化的报纸起步期间，创业的精神尤为可贵。这种精神或者说企业文化和该报的领军人物崔恩卿个人有很深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