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柄匕首戳在深圳最敏感的部位上”
自1992年南巡开始，深圳以突然再次获得的恩宠，走进了一个与过去氛围完全不同的新天地：几乎所有的政治压力都稀释了，如同《1957——苦难的祭坛》作者胡平描写的那样：“代之而起的却是来自自身好似春笋拱土般发展膨胀思想的压力。几乎所有夹杂冰渣的目光都融化了，似春汛一样包围你的是水蜜桃般饱满的笑容……”
然而，这种春光烂漫的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1994年早春，这个有着八十年代“改革孤岛”之称的新经济权贵，又一次被卷进了一场血雨腥风的大论争。
在80年代，中国发生过一场举世震惊的关于经济特区的争论。不同意搞经济特区的人说，这是一个资本主义的或者是西方殖民主义的试验场。这场争论长达10年，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不仅直截了当地肯定了特区的成功，而且在深圳把他对“左派理论家”的严厉批评昭之天下。这场争论才偃旗息鼓。
不过，这一次，攻击者不是政治家，而是学者；不再说姓“社”姓“资”的问题，而是说特区正在享有超越法律的“经济特权”，其结果虽有一隅之发展，但却造成了更多的矛盾并且影响了全国的发展。
这场大论争是由一个名叫胡鞍钢的人发动的。
胡并非无名之辈。他祖籍浙江省嘉善县，是一个穿梭在高层与底层之间的冷面杀手，其经历和身份颇具传奇色彩：高小毕业就下乡的热血青年；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和美国耶鲁大学经济学双博士，中国科学院国情专家；一贯以弱势群体代言人身份自居的经济学家。
1988年，胡鞍钢的成名作《生存与发展》横空出世。在这部著作中，胡鞍钢针对当时经济发展“急于求成”的普遍现象指出，中国国情中的限制因素决定了中国的现代化将是一个不断量变的积累进而部分质变的长期历史过程，中国的现代化只能是也必须是坚持持久战。该书一经问世，立刻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当年年底，当时的政治局全体常委调阅了报告全文。
1993年5月，胡鞍钢与王绍光合著的《中国国家能力报告》发表后，再一次引起决策层的高度关注。1994年之后的中国财政税制体制改革便以该报告为重要背景和参考依据，报告内容大部分被采纳和实施。这一项研究奠定了胡鞍钢在学术界，特别是在中国的政治经济学研究领域里无可争议的地位。
今天，我们很难断定胡将批判的矛头锁定深圳的动机和目的。即使在当时，这一点也是众口不一，说法百般。有人说，胡鞍钢是大陆第一个学术炒作大师，学术形象包装大师，他非常透彻地明白，不管从经济还是政治角度，深圳是当时绝无仅有的一座注意力高峰。攻击深圳，就是攻击全中国人、甚至全世界人的眼球！无论胜败，皆可一举成名天下知。以一个学者的身份发出讨伐檄文，既易取信于人，又无打压改革之虞。有人说，胡是一位个性极为张扬，思想极为独立，不媚权贵，敢于担当的汉子。他研究的课题一直是国家大势，深圳进入他的视野合情合理，丝毫不让人感到意外。
不管怎么说，一个城市的命运沉浮与一个学者如同矛和盾一般，互相刺伤又紧紧地捆绑在一起了。
1994年3月14日，深圳成了一个欢庆的海洋。一个由国家十个部委组织，三十余个省市参加的取经考察团来了。鲜花如海，笑容如海。每个人的脸上荡漾着久违的灿烂的笑容。
在这样的气氛里，没有人预料到一场狂风暴雨已逼近。上午10点左右，一份报告经由新华社以内参形式上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这份署名为胡鞍钢的报告一开始就笼罩着一种莫可名状的神秘色彩。
胡鞍钢在报告中旗帜鲜明地说，特区不能再“特”了，不能再无限制享受优惠政策！必须要对中国经济特区的政策进行彻底调整，坚决取消各种减免税和优惠政策，取消不利于缩小地区差距、优惠于某些地区的经济特区。因为，“公平竞争是现代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原则之一。中央政府是市场竞争规则的制定者和监督者，不能带头破例，对某些地区实行优惠政策或提供垄断……任何地方都不得享有法律和制度之外的经济特权，即使是经济特区也不能享有和保留经济特权。”
这篇似乎在谈论中国不同地区之间的经济差别的报告，刀口径直指向东南沿海的经济特区。
3月28日，北京一位著名的经济学家看完这份内参后，沉吟良久，说了一句话：“胡鞍钢这一下子，算是像一柄锋利的匕首戳在了深圳最敏感的部位上。”
各省市的情绪迅即被引爆
然而，令胡鞍钢意外的是，他排山倒海般的炮弹竟像是射进了汪洋大海，虽然掀起了波澜，却迅即化为无形。这多少让他感到泄气。
尤其是深圳的态度，一种高傲的、不屑的、无畏的冷漠，更激起了这个“文化杀手”的斗志。冷静下来后，胡鞍钢决定从长计议，从外围进攻，发动各省打一场包抄战，最终逼迫深圳表态。
在此后的半年里，胡鞍钢将自己的理论进一步发挥，并让它以在台下向中央“献策”的秘密传播方式，转为公之于天下争取舆论制高点大力支持的方式寻求破局，试图在更大的范围取得支持。
在“特区不特论”内容变得日益充实、观点提纯得愈发尖锐、语言变得刀刀见血的当口，一个天赐之机蹑步而来。
1994年6月中旬，胡鞍钢悄悄被请进中央党校，去对省长班讲授“中国地区差别问题”。面对一群省市区的领导者，胡鞍钢见机出手，断然将他的“特区不能再‘特’”的观点第一次予以公开。结果自然如胡鞍钢所料，“特区不特论”像在滚烫的油锅里洒了几滴水，现场立即炸开，各省市特别是一些欠发达地区领导的情绪迅即被引爆。
据胡鞍钢后来的陈述，许多欠发达省区领导人也认为：特区不能再“特”下去了，不能老吃“偏饭”。甚至沿海地区领导人也持相同观点。浙江省一位领导人讲：“我们也不服气，凭什么他们能享受优惠政策，而我们就不行呢？”
惟恐大火不燎燃，胡鞍钢10月又匆匆跑到上海“放火”烧山。
这次他在上海作的经济报告的题目是《上海：为何老大变老九——不同税制对上海的影响》。所谓“老九”是指上海到了1992年，其国内生产总值，已从1978年的全国第一下降到第九。上海市的经济在80年代的确是每况愈下的局面。其国内生产总值，在1978年是全国第一，到1992年则降至第九。这引起海内外不少人的议论。
胡鞍钢直截了当地对上海人说，上海衰落的原因，全在于中央政府在税制上对上海“实行歧视性政策，抽血过多，取之过量，而导致其发展乏力，没有后劲”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