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鞍钢认为上海的财政贡献远远大于经济贡献。他还列举广东在80年代的迅速发展为例，证明中央在税制方面给予广东的优惠是导致广东超过上海的原因。他说，在西方国家，很少有一个国家有不同的税制。因为税制上的不公平，导致上海失去了发展机会，只要中央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全国统一税制税率的话，上海会迅速发展起来。
胡还用同样的原则进一步谈到上海浦东的开放。他说“浦东开发，也不等于就一定要搞优惠政策和区别性政策，开放和优惠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如果中央在全国实行统一税制，像对待广东那样对待上海，上海就会迅速地发展起
来……邓小平说要把特区搞成开放的窗口，邓小平从来没有说要给特区以优惠政策或是一直优惠下去。”
胡鞍钢的这些话等于是在间接地论证，中国的地区差别乃是因为中央政府对不同地区的亲疏政策所致。而特区的发展之所以迅速异常，乃是因为全国替他们负担了中央的财政支出，而他们却在坐享其成。很显然，这样的观念触及了我们国家最为敏感的一个领域。
正因此，胡鞍钢的理论和地方领导人的情绪很快汇成一股潮流。胡本人则从此名声大振。
一场特区之争终于爆发
对于胡鞍钢的步步紧逼，以深圳为代表的特区方面已经以相当高的姿态保持了半年多的沉默。人们都认为，深圳不可能反唇相讥。因为人们都还清楚地记得邓小平1992年在特区讲过的那句“不争论”的话，当时邓小平很自豪地说：“不搞争论，是我的一个发明。不争论，是为了争取时间干。一争论就复杂了，把时间都争掉了，什么也干不成。”后来还有了那句“争论的不干事，干事的不争论”的民谚。
不过，为深圳不平而鸣者不乏其人。
1994年10月7日，国务院特区办公室的刘福垣在《光明日报》上发表与胡鞍钢观点截然相反的文章，指出非但不能取消特区之“特”，而且特区还应更“特”。不过，刘福垣在文章中并没有提到胡鞍钢本人，“用词委婉平和，一副理论探讨的温文尔雅”。
“学者们不论具有怎样不同的观念和不同的方法，但有一点似乎是他们共同的特征：不怕人家反对他们。只怕人家不理他们。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胡鞍钢不仅不担心有人出来批驳他，而且很希望有人来批驳他。因为只有这样，事情才有机会闹得轰轰烈烈，他也才有可能不再寂寞。”一位洞悉这段论争的当事者后来分析说：“刘福垣的文章恰恰提供了这样的契机。”
果然，1994年12月初，胡鞍钢在新加坡《联合早报》发表文章，要“以学者的无所畏惧的气派”来驳斥刘福垣的论说。
1995年6月中旬，胡鞍钢再次利用一个机会向地方领导人宣传他的观点。这一次是在风光旖旎的北戴河海滨，听众则是一批少数民族地区的干部。据胡鞍钢说，这些少数民族干部“表示了相同的看法”。所以他就更加坚定地认为，“对特区的优惠政策，人为地加剧了地区之间矛盾，受到绝大多数地区领导人的反对”。
大约一个月后，也即1995年7月，胡在福建省厦门市召开的特区研讨会上，提交了《特区还能再“特”吗》的论文，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
一场特区之争终于爆发。
厉有为“杀鸡用牛刀”
事情到了这种地步，作为争执的焦点，深圳就觉得自己再也不能沉默。
不过，第一个站出来驳斥胡鞍钢的，竟然是中共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这多少出乎人们的意料。
1995年8月7日，《深圳特区报》在头版头条发表了长文《深圳的实践说明了什么——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访谈录》。
厉有为重点谈到了深圳特区创建15年以来取得的巨大成就，他说，成立特区时，中央只给了1.5亿元的开办费。以后就不再给了。到了1988年后，深圳经济有了一定的实力，开始向国家上缴财政收入。他专门为此向人们算了四笔账：
一是1988年后，深圳向中央、省财政上交34亿元。
二是国家直接从深圳取得的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在深圳实现的效益15年来超过500亿元以上。
三是各省市在深圳投资企业，现在已经在收获。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王茂林同志说，湖南在深企业净资产已经超过30亿元。
四是在深圳外地就业人口有210万。据几个省统计，目前在深圳的打工者每年寄回家乡的钱人均最少达到3000元，也就是说，打工者每年最少寄出了60亿元到全国各地。
厉有为是在告诉人们，中央政府对深圳特区的投资，是15年来最为合算的一笔。
接着，厉有为话锋直指胡鞍钢，语言十分严厉地说道：
现在有人否定特区，主张取消特区，说什么特区培养了特殊利益集团，是和中央争利分利的特殊利益集团，是用寻租的手段发展的。政治寻租是向中央要特殊政策；经济寻租是向京官行贿。这不仅仅是把脏水泼在特区建设者身上，而且还把中央领导诬陷在里边了。东北话叫“埋汰人”。
不过。胡鞍钢不这样认为。他迅速在香港《明报》发表文章，予以回击。显然，他对争论的升级非常兴奋。这回，胡鞍钢放下最后一点客套，将攻击的矛头直接对准深圳之“实践”，其语言的犀利程度，远在厉有为之上：
特区的“特”字实质上是一种特权或垄断权，具有破坏公平竞争的消极作用。欠发达地区为什么不服气，他们并不介意穷和富，而在意他们不能参与公平竞争和公正竞争。高收入的特区再享有中央优惠政策，继续占便宜，实在毫无道理。
对于一个地区的优惠，就等于对其余地区的歧视。
国内某些人缺乏历史常识，似乎一谈改革，就要搞优惠政策，一谈开放，就要搞减免税，似乎谁主张取消特区优惠政策，谁就反对邓小平的特区政策。这是吓唬人的伎俩。你能吓唬谁？
我与某些主张坚持特区优惠政策的人之间的争论，既不是姓“社”姓“资”的争论，也不是取消特区还是保留特区的争论，而是取消特权还是保留特权的争论。
所谓“优惠政策”，并不是一纸空文，它具有很高的含金量。这相当于为某些地区提供一种特权垄断。有了特权和垄断，就有了高利润和垄断利润……以深圳为例，1993年该市财政收入减去财政支出为7.9亿元。作为名义上缴额，包括向省及中央财政上缴额，这一数额仅占当年中央财政收入的0.59%，同年该市国内生产总值，占全国总数比例为28%。这说明，深圳的财政贡献与经济贡献不成比例。深圳少交，其他地区就会多交。
深圳市领导人为了充分宣扬对国家的贡献，使用了“1∶500”的提法。“1∶500”的说法不仅过分夸张，而且把中央的记在自己身上。有“贪天之功”之嫌。众所周知，海关税、海关代征税，铁路、邮电、银行收入从来都是中央专项收入，不是地方口袋里的钱。不仅深圳如此，上海也是如此。仅1992年，上海上交中央专项收入高达154亿元。这是中央的钱，怎么能算在深圳领导人的名下？怎么又敢以“1∶500”的惊人效益向海内外广泛宣传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