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11月20日，北京下着入冬以来的第一场大雪，深圳市委书记厉有为正在中共中央党校省市领导班学习。头一天，有人通知他第二天去参加校内的一场研讨会，还要发言。由于来不及准备，厉有为就抓上另外一篇题为《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的论文草稿匆匆忙忙跑上了讲台……
厉有为在《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中直言不讳地说：“为了适应中国已经设定的建立市场经济体制这一目标，中国必须在所有制问题上有所突破。”
他还进行了大胆的思考：“除了公有制与私有制以外，有没有第三种所有制形式？能否建立一种使多数劳动者占有多数生产资料的社会所有制形式？”
在研讨会一个星期后，厉有为突然发现这篇还在修改之中的文章，居然被人偷偷拿去翻印散发，并以雷霆之势发动了一场举世瞩目的“倒厉风暴”。自己无形中成了人人喊打的过街老鼠，成了一个“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及时而难得的反面教材”。
宛如晴空一声霹雳，厉有为一下子蒙了。
置厉于政治死地的是一篇无作者署名的“万言书”。这篇附加厉有为的学习体会的文章，在京城上下传得沸沸扬扬，并借助国外势力首先在海外公开发起讨伐。
厉有为为什么会成为第一个靶子？
厉有为之所以成为第一个全力打击的靶子，不仅因为他是中共深圳市委书记的缘故，更主要的是与他在所有制上迈出了关键的一小步有关。2003年10月23日，享有“民间焦点访谈”的《南方周末》发表了记者李文凯写的标题为《厉有为的一小步》的述评。李文深刻地分析了厉有为为何要迈出对整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是“一大步”的“一小步”的原因，以及为什么“左派”会恼羞成怒无法容忍他踏出这“一小步”。
1993年，厉有为就提出市场经济要建立五大体系，一年后，这个内容扩充为八大体系。有意思的是，无论是五大体系还是八大体系，厉有为当时都没有提到涉及所有制的体系。及至1996年深圳市场经济十大体系形成，最为核心的却恰恰是这个敏感的“所有制体系”。
如此，便有了这样一个逻辑：直到“所有制体系”形成，深圳的市场经济才终于“摸着了石头过了河”。
而厉有为正好在这个时候写就了《关于所有制若干问题的思考》一文，也就不仅仅只是学习马克思经典著作的体会了，更多的，应该是实践的体会。作为深圳市场经济体制建设的指导者与全程亲历者，厉有为显然清楚地知道，改革正在过难关，而能不能过关，就在于所有制问题能不能得到突破。
厉有为焦虑的，还有深圳的成就与经验，是会得到肯定，还是会被否定？
但他忽略了这样一个事实：深圳与其他地区的差别。所以在他看来似乎只是基于实践而在理论上理所当然的“小小一步”，结果会在北京遭到如此规模的“口诛笔伐”。
深圳作为中国的第一个经济特区，本质上就是为市场经济而生的。此前的深圳，工业基础基本为零，国有经济、计划经济也微乎其微，而且一开始就以学习香港的市场模式为导向，进驻这里的也大多是外资企业和有雄心壮志的中国民营企业。因而相对于中国其他地区来说，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上，深圳并不存在“转型”的问题。
但作为特区的深圳，至少没有像香港一样获得“一国两制”的待遇，许多的“新鲜事物”，迟早还是需要一个“说法”的。
这样一个说法，在1995年厉有为与学者胡鞍钢进行“深圳该不该继续特下去”的辩论之后，显得尤其急迫起来。也就是在这之后，深圳提出了“第二次创业”的口号，其中的关键，则在于“制度创新”。而“制度创新”的方向，在此后一两年中已经非常明显。
虽然深圳的国有经济基础并不强大，但深圳市委依照中央的精神，也曾提出过将国有企业“做大做强”的方向，采用当时全国通用的方案，成立国有资产管理公司，选取6家大型国有企业为重点，制定了一个“六大百亿集团”的目标。
但此后人们看到的现实却是，以“华为”为代表的一批民营高科技企业迅速发展，成为深圳经济的中流砥柱。同时，中兴通讯、万科等国有企业通过股份制改革成功向民营经济转变之后，也开始崭露头角。
成立于1985年的中兴通讯公司，起初国有资产占绝对控股地位，在1993年改制后，国有股降到51％。突破性的产权结构改变则是在1997年，在国有股、集体法人股之外，增添了公众流通股，而且后者占到总股本的38％，国有股只具有相对控股的能力了。
厉有为的文章，正写成于中兴通讯改制的前夜。虽然两者并没有直接因果关联，但地方官员的自我理论思索与地方企业的自发改制，在这个时段如此丝丝相扣，反映的却是大势所趋。
对于厉有为来说，他不能接受“深圳只剩下五星红旗是红的”之类的批评，他强烈地希望为股份化正名——“股份制经济不是私有化”。
这一点恰恰碰触了“左派”抵命死守的红线——所有制问题。
批判厉有为的文章，都会引用这样的数据：“中国国有经济的比重，自1992年以来，每年以近5个百分点的速度下降，现已降到临界点（30％），甚至低于大张旗鼓搞私有化的俄罗斯（40％）。”因此得出结论：“市场经济和经济改革的深入，使国有企业丧失了主导地位，外资和私营经济却不断发展壮大，一个新生资产阶级已经在改革中萌生。”
“大批判”“流产”之谜
对于厉有为这样的干部展开如此严厉的批判，显然牵涉着全局的走势。很快，各种声音汇集进了中南海。2002年，厉有为在对《深圳特区报》记者回忆道：“如果没有江总书记，胡锦涛校长的支持，我的政治生命就完了。”时任国家副主席、中央党校校长的胡锦涛说，厉有为是在党校内部的讨论会上谈自己的学习体会，如果这样的发言也要批判，那么今后谁还敢说话？此后一段时间，不少关心政治风向的人便确信：对于厉有为的“大批判”“流产”了。因为极“左”派精心酝酿的第二波“口诛笔伐”迟迟没有出现。相反，在十五大召开的前一天，《中国经济时报》还发表了对厉有为的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