董日臣的两句谒语
1998年10月20日，年届59岁的董日臣被免去了市住宅局副局长、房改办副主任、四人党组成员之一的系列职务，只留下非行政职务的深圳物业管理进修学院院长一职。这位“深圳房改第一人”，面对我的采访潸然说了两句偈语。
一句是：“历史不是衣服，而是肤色，长在身上，谁也脱不掉。”
另一句是：“王炬不没，天理不容！”
董日臣的话，在我心中不啻于一声晴天霹雳。此前，一家知名媒体对深圳万名转业工程兵进行了一次问卷调查：
1.写出你心目中15年来对深圳贡献最大的战友。
2.请写出你心目中15年来自己最崇拜的战友。
3.你认为谁最能代表两万转业工程兵的形象？
王炬以令人瞠目的绝对优势位居榜首！有人说，你随便在大街上拦住一位转业工程兵，问他，王炬是谁。他会拍着胸膛，说出一串关于这位前英雄团长的铁血传奇。
作为两万转业工程兵中一颗权势最大、威望最高、最光彩照人的巨星，王炬的仕途一直非常顺畅。王炬，1983年任基建工程兵冶金指挥部深圳临时指挥所副主任、党委副书记（副师级），后任深圳经济特区建设公司副经理、深圳市基建办公室主任。1987年－1995年先后任深圳市政府副秘书长、深圳市国土局局长、建设局局长、市长助理兼福田保税区管委会副主任、龙岗区委书记。1993年－1995年任深圳市委常委。1995年5月起任深圳市副市长、党组成员。
王炬之罪
董日臣的话像一根刺扎在我的心底。从1998年10月开始，每逢面对王炬，我脑海里总无由地浮现出一张悲愤的大国字脸。看着王炬龙行虎步，一直稳如泰山，我甚至有过怀疑黯然离职、已回家研究孔子的董日臣，这位被《人民日报》赞许为硬汉的老人，是不是在我面前对老领导泄私愤呢？
2000年初，在权势之巅傲然临风的王炬，惊恐地发现他脚下的地盘开始一点一点地塌陷。一些知情的人已经看到了这位长期主掌国土、规划、城建的副市长的危机。可是，谁也没有想到，危机会爆发得那么突然和猛烈。
这年的6月，王炬被当选为深圳市第三届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但他还没来得及充分咀嚼最后一道政治大餐，就被中纪委“双规”。
中纪委联同广东省纪委查明——
自1993年以来，王炬利用职务先后涉嫌收受贿金140.6万元，收受礼金折合人民币10.7万元。有关部门还查扣了王炬转移的现金、存款合计人民币350多万元。
王炬的女儿王涛、女婿冼伟经营的房地产开发项目“温莎广场”，按规定应交地价款1.5亿多元。1997年底，王炬指使深圳市国土规划局副局长庞成鸿将不属旧城改造范围的“温莎广场”项目按协议地价办理减免手续，核定地价仅为2760.77万元，少交1.2亿多元。
在1996年至2000年间，王炬利用分管城建、国土的权力和影响，批示深圳市国土规划局等单位为其女儿王涛、女婿冼伟介绍的6家公司办理房地产开发手续和减免地价，王、冼从中收取“好处费”人民币250万元、港币680万元，并以借款为名向有关当事人索取人民币1860万元、港币1000万元。此外，王涛、冼伟还为房地产商许某、张某等人办理房地产项目转让和地价减免手续，从中收受“好处费”港币500万元、人民币1300万元，并以借款为名向有关当事人索取人民币2300万元、港币200万元。
王炬一案牵连甚广，立案查处32人，其中涉及省内外厅（局）级干部６人、处级干部10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10亿多元。
是谁“操纵”了王炬？
究竟是谁“操纵”了这位功高位重的副市长？至今这仍是不少人关注的焦点。
许多人在谈到王炬的时候，心情颇为复杂。一个原因是，他们认为，“其实王炬对深圳市建设及房地产的发展起到了很大作用。正是他的号召力和组织能力，才能将那么多的基建工程兵在那么艰苦的条件下组织起来，开发深圳这片热土，他们创造了历史”。
但是历史也没有亏待他们。在期刊界有“中国第一焦点访谈”之称的《南风窗》，在反思“王炬现象”时，突然剑走偏锋，出人意外地发表了一篇激起国人巨大反响的“警世恒言”——《告别王炬，真的这么容易吗？》。
文章指出，“这些做出特殊贡献的基建兵后来大都充实到了建设主管部门（单位）和建设控股系统及其他国有房地产开发企业，而这些企业和政府又有割舍不断的关系。政府曾经划拨某一地块由他们自己经营开发，如长城公司开发白沙岭、天健公司开发景田片区、华侨城集团开发华侨城片区，其集团主席任克雷曾任深圳市政府秘书长。在王炬事件中落马的李育国、马恭元就是这样一些国有企业的领导。他们利用的就是这种优越的地位来聚敛财富。而他们与一直主管或分管城建和国土工作的王炬之间的关系就越陷越深”。
作者认为，是那些曾经做出特殊贡献但又滥用这种贡献的人们，凭借着那种曾经辉煌但已蜕化变质的旧体制所提供的巨大权力、资源和财富，推搡着被转业工程兵视为教主的王炬，渐行渐远，最终堕入魔境。
另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王炬为什么几乎不受任何节制就能轻易地实现自己骇人的贪欲？
王炬之变，非一朝一夕。为什么在长达10年的时间里竟能隐而不发，难道仅仅归罪于其手法巧妙或者缺乏有效的监管所致？
深圳在1987年12月1日敲响了中国土地拍卖第一槌，但让人触目惊心且百思不得其解的是，1987年到1999年，全市利用拍卖和招标两个方式一共才卖出了80多块地，出让面积为80万平方米左右。而每年协议出让面积是100多万平方米，两者之比是1：100！1995年、1996年还一度终止了土地拍卖。1997年连一次招标或拍卖都没有。1998年当深圳市通过卖地赚了108个亿的时候，许多城市都有点眼红。但这一年仅有的两次招标和两次拍卖，一共只有3.3亿元。可以说1999年之前，90％的土地实行的都是非市场价格的协议出让。
协议出让的价格带有很大的计划性，不仅难以真实反映出土地的市场价值，而且计划性也就意味着很强的人为操纵的可能性。“协议出让”事实上充当了一个个暴富神话的水源。这种制度本身暗含了一个巨大的黑洞，十多年来，这个黑洞以合理的形式鲸吞了近乎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
作为一个“总计划师”，王炬实质上扮演着看护和垄断分配暴富水源这样一个角色。看着天下攘攘，逐利而来的盛大情景，看着滚滚如长江水的金钱汹涌而来，在缺乏强力机构制衡的情况下，要让一个人十天不动心尚可，要让一个有着正常的七情六欲的男人10年不生邪念，简直是一件荒谬到极点的残酷！
王炬的堕落与覆灭，无疑是这样一种大有“操纵”空间的体制的必然产物。
王炬往矣。我们今天悚然的是，为什么要在长达10多年里保护这样一种体制或类似体制的存在？那些近乎天文数字的国有资产究竟被谁“合理”地鲸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