娄·哈里斯：另一个靶心
新闻从业人员对纸型的反应让我很开心，但是，其意义却不是很大。很明显，我们设计《今日美国》并不是给记者看的，我们追求的是读者。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回头去找朋友娄·哈里斯，他是一位全国知名的民意测验专家，曾与我在底特律、罗切斯特和佛罗里达一起工作过。
哈里斯拿着纸型采访过4，000名读者，他得到的是相当乐观的结果。他的采访调查发现，看过纸型的读者当中，有21%的人说“肯定会购买”《今日美国》。他估计《今日美国》的日发行量可达220万份。
“我一辈子经历过两次正中靶心的事件，”哈里斯回忆说，“第一次是我预测杰克·肯尼迪会赢得1960年的西弗吉尼亚选举，第二次就是在《今日美国》的预测活动中，两次都是相当圆满的结果。”
哈里斯的研究小组归加内特公司所有，因此，我们还进行过不同的调查，由西蒙斯带队，他的研究结果往往会成为麦迪逊大街的《圣经》。接受过调查的人当中，有27%的读者说他们“肯定会购买”《今日美国》。西蒙斯的数据比娄·哈里斯的数据更加乐观。
这两种多少有些不同的科学抽样调查结果，都是由极受人尊敬的研究小组得出的，结果成为我接下来在董事会进行说服工作时使用的有力武器。
董事会成员进行的讨论中，绝大部分都关系到提议中的报纸口号，也就是“国家大报”，还有我们检测过的首页报刊名的两个版本。
扬&鲁比堪姆是全国最大的广告机构，我们雇用该公司对纸型及广告客户反馈进行调查。“国家大报”这个口号就是扬&鲁比堪姆公司的主意，我立即予以接受。这个口号什么都说了。后来我经常拿此事开玩笑，说由于我们言行谦逊，结果就拿到了这样的口号。
首页报刊名却是困难得多的一个决定。
我们在纸型上做了两个不同版本的测试：一种是按传统的方式在首页的整个顶层横摆报刊名，但用的是蓝底色。另一种是一个矩形的蓝块，放在首页顶层的正中央。没有哪一家报纸的报刊名是那么排的。
我却喜欢这个点子。我觉得那对抓住新读者用处极大。扬&鲁比堪姆公司的设计师安元松夫、奎因和我是支持这一不规则设计图案的人当中立场最坚决的。
当然，又没有搞投票决定，然而，董事们明显支持更传统一些的做法。哪怕哈里斯也担心我们标新立异的做法有可能太过。“把报刊名弄成一个颜色块，那是在拿自己的报纸冒风险。”他在董事会上这么对我们说。
我决心已定，但没有必要宣布我的决定。我只是说，我们需要继续考虑这两个选择方案。
在8月份的董事会上，我明显感觉到一种更积极的态度在董事会成员中形成。他们与家人及朋友一起看纸型，慢慢有了一些感觉。《今日美国》有很多人在谈，由于我们一直都在进行讨论，他们感觉自己一直在参与活动。
当然，他们仍然没有拿到财务上的数据，因此无法据以形成决定。
我告诉董事会，说我们正在利用哈里斯和西蒙斯的发行调查结果编写营业计划书。在12月份的董事会之前，他们会拿到计划书，到时候，我会提出建议，说明是否要继续推进《今日美国》项目。
对于任何一个新项目来说，拿出业务计划书比列出现成预算或现在利润都要困难得多。
在正在进行的业务中，算计者可以十分简单地把百分比拿去与去年的成本及利润比进行对照，留下通常应该有的、由运营高级主管拿出的一些假定的产量变化，之后就是一本计划书了。
在加内特公司多年的运营中，我们公司的年度总利润一般就在实际结果的一两个百分比范围之内。我知道，对于《今日美国》也会是差不多的情形，而且也是对别人这么说的。最好的情况是，成本和收益预计都会是合理的猜测数字。
支持这个项目的那些人，包括克雷、奎因和他们的朋友都做出了太乐观的估计。他们的收益估计高出太多，他们的成本估计又低得出格。而那些想打消此方案的人，比如麦柯金戴尔和他们的朋友，却做出了相反的估计。
检测赚钱要素
我明白两大阵营里上演的游戏，对此也觉得好玩。预计的季度或年度损益数字，或者是我所说的投资预计准确与否，尤其是在开始的几年里，对于我所说的赚钱要素来说几乎并不重要。
是否赚到钱才是关键的问题。
对于任何一项新的风险来说，没有哪一位首席执行官、首席财务官或董事会能够准确或确切地回答那个问题。当你拿出新的产品或服务项目，消费者最终决定你是否成功，只有拿到市场上去检测才知道。
我们所有的测试和调查都指明，已经到了创办一份全国性新报的时机。我的直觉告诉我，《今日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份新报，假如编辑们不想故意搅坏此事的话，娄·哈里斯担心的也是这件事情。如果我们能够制造出人们想要的东西，而且定价合理，他们会愿意掏钱买的。
我们有相对于别人来说的优势，那些人拒不接受我的思想，因为我曾创办过：
►《南达体育》，结果失败了。
►《今日》，结果在佛罗里达成功了。
我不准备重复自己在《南达体育》上的失败教训。在我看起来相当明白的事情是，我可以在《今日美国》的规模上重复我在佛罗里达《今日》上的成功。
在向董事会拿出自己的建议之前，我希望先让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人员明白此事，让他们心安，也让我自己心安。我给赫塞尔顿、简宁斯、麦柯金戴尔和奎因送去通知，让他们寄给我一份私人备忘录，表明自己投票支持或反对这项计划。
“没有假如，没有以及，没有但是。直接告诉我，假如你们是首席执行官，是否决定把《今日美国》搞下去。”
他们的答复彼此不同，正如预料中的一样。
赫塞尔顿是一位和事佬，他差不多持中立态度。他勉强投下“不”的否定票，但他补充说：“如果您决定干下去，我会一路支持。我见过你做的很多事情，看上去有不少风险，结果却成了。”
简宁斯是搞人际关系工作的人，她也投下否定票。她说，这个项目太大了，要求太高，会在员工中“引发厌倦情绪”。这句话让我认真地去查了一下字典。厌倦：困乏感。我自己在想：我的老天，她难道是想得到某种保证，让员工永远也不会产生厌倦感？
麦柯金戴尔，他是头号算计者，当然投下否定票。他说，加内特公司搞《今日美国》这个项目，“有可能会产生连续两年的亏损。”事实是，我们从来都不曾有过亏损年，甚至都不曾有过亏损季度，哪怕《今日美国》上马了。
奎因是幻想家，他投下了支持票。“只管上马，这是骄傲之战、激情之战，是为了加内特公司的荣誉之战。”
奎因和麦金戴尔的反应都受了本能的影响。约翰总是支持，无论做什么样的事情。道格总是反对，管他事实到底是什么。
赫塞尔顿和简宁斯虽然智力超群，能力非凡，但却想走维持现状的安全之路，大部分高级主管都是这种心态。
虽然在首席执行官办公室里都出现了这种3﹕1的投票情形，我知道在董事会还有投票成功的可能性。1981年夏天在私下里进行的一些讨论使我相信，虽然不是所有人，但大部分身在公司外的董事都会投下支持票。
采取那个步骤之前，我希望确保处理好这个决策中可以人为决定的一些事情。
当时，我已经与罗里参议员分手。但是，女儿简和儿子丹与我的关系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密切了。我邀请他们跟我一起去看1981年10月23日至25日期间在洛杉矶进行的世界杯赛。简从纳什维尔来，她在那里的一个叫范得比尔特的法律学校里上学。丹从檀香山来，他在那里的夏威夷大学当新闻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