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子们的支持
去看比赛的头天早晨，我们在贝佛利山希尔顿的勒米塔基饭店套房内吃早餐，一边吃一边谈话。我对他们讲了首席执行官办公室3比1的投票情况。我还告诉他们说，可以让董事会投票支持《今日美国》项目。
“但是，如果我干下去，真正的咒骂就会开始，加内特公司内外都是一样。很多人会跟在身后想放我的血。我们是否有勇气挺直腰杆抵制那些咒骂呢？”
他们并不犹豫。两个人都对我竖起了拇指。我们开心大笑，谈到应该如何嘲笑那些批评者，我们也谈到了如何坚持笑到最后。
下午，我们在道奇体育馆看比赛，在世界杯的第三场比赛里，扬基队输给了道奇队（5﹕4）。尽管我们都是扬基队的球迷，大家对《今日美国》项目还是保持了高涨的兴趣，整个下午都很开心。
为了准备12月13号的董事会，我对一切都作了精心准备，不把任何事情留给机会，也不把很多事情看做想当然。尽管明白我会得到选票，但我还是做了很好的准备，并把新闻稿送给各位董事审阅。
一份是基于“干下去”的决定。另一份则说，董事会已经决定放弃该项目。我猜测，如果他们看到一份新闻稿，让他们觉得自己缺少骨气，但在那个时候，他们并不会从心理上觉得受了伤害。
希基向董事会宣读了业务计划书的初稿，之后我说，计划书还是“猜测与感叹”居多。但我补充说，进入任何一个新领域之前，人们也只能这么干。
希基的报告说，1982、1983和1984年都会有亏损，要到1985年底才可能赤色消失，黑字出现，总亏损将达1亿美元。
他离开会议室之后，我告诉董事会说：“如果我们干下去，而且坚持下去，亏损可能比那个数字大得多，也许需要更长时间才能扭亏为盈。”
但是，我强调说，一个“同意”决定意味着我们有可能在1982年秋季启动该项目。报告并没有明确提出出版物要在任何一个具体的日期开始。
“如果《今日美国》赶不上，我们可以在任何时候放弃该计划，那个时候，我们的损失将是微小的，还可以把该风险项目中能够挽救的东西抢救出来。除非拿到市场上去进行真正的检测，否则我们就是没有办法拿出极其准确的预测。如果我们选择不去尝试，那我觉得我们会永远失去一个机会，因为别人肯定会接过这个主意干起来。”
经过两年的谈论，现在已经到了第一次数选票的时候了。
我提议不能进行简单的口头表决或举手表决。反过来，我想挨着桌子逐个儿来，大家只投同意或反对票，但大家都可以就此发表评论。
一共有12位董事。经过私下里的谈话，我知道至少会有10票对2票的结果，也许是11票对1票。但是，我最喜欢得到12票比0票的结果。
任何事情都不留给机会
这样一来，安排座次的时候，我把4位肯定会投赞成票的董事排在一处。让他们先投票。有问题的那些董事排在第5位至第11位。
麦柯金戴尔有可能投反对票。我把他排在第11位，就在我的左边。他提前告诉我：“如果你想要我投票支持，我可以做到。如果你想要我什么也不说，我也可以什么都不说。”
我告诉他说，照他认为正确的做。
我一路都在鼓励他谈出新计划的不利风险。他谈出了不同意见，这向各位董事表明，我是支持对话和不同意见的。能够做到这样的首席执行官，比那些压制不同意见的首席执行官要好得多。
第二张反对票可能来自沃伦·麦克纽尔。加内特公司收购了佛蒙特州伯林顿市和宾夕法尼亚州钱伯斯伯格市的报纸后，他加入了本公司董事会。他以前跟那两家报纸的拥有者的女儿结了婚，从而获得那两家报纸。
麦克纽尔并非我这类型的人。我们在所有事情上都是对立的，从个人生活到职业生涯都是如此。他鼓吹说，“金钱并不能说明一切，健康只占2%，其他的一切则都没有关系。”
我的前任保尔·米勒任命麦克纽尔为加内特公司副总裁，并将他拉进董事会。麦克花了全部精力，希望能够当上总裁。在1975年由他要求进行的一次摊牌的正式午宴上，我告诉他说，想通过我提拔他的可能性几乎没有。之后不久，他就从总裁位置上退休了。
他继续充当本公司董事，经常表达一些担忧，比如我们为什么要在加内特公司的飞机里放上很多昂贵的新鲜水果，比如新鲜草莓。只要是我办的事情，他基本上都持反对意见。我知道他想投票反对《今日美国》项目，但是，我也怀疑他是否有胆量这么做，假如我把会议安排得恰到好处的话。
我让麦克坐在5号位上，这样一来，他的声音和投票都会在4位有声望而且投了赞成票的董事之后被人听到。
第一位是安迪·布里默，是美联储董事会以前的成员，他投了赞成票。“本公司在推出一项新产品时，利用了经典的哈佛商学院的方法。”他说。我对他表示感谢，并压抑了自己的大笑，因为我从来都没有利用过哪怕一种哈佛商学院的方法，也没有利用任何一种MBA方法得出自己的结论。
接下来是银行家比尔·克莱格，他是董事会里最保守的成员，他也投了赞成票。“这个项目已经过仔细研究。”他说。
朱利安·古德曼是国家广播公司以前的总裁，他无法列席，因为正在参加海湾石油公司的一些收购会议，他是那家公司董事会的成员。
但是，古德曼给我送来代理投票权，还有一封信交给我宣读。我把那个代理投票书放在第三个位置，是赞成票。“对于像加内特这样的公司来说，遇到机会而退缩是错误的，因为加内特公司完全有资质这么干。”我宣读了古德曼的代理信。
接下来是韦斯·加拉格尔，一年以前他是怀疑态度最强的人，脾气很坏。后来他改变了态度，成为我的坚定支持者，也是赞成票。“我希望你们成为一流公司，只要认为是正确的事情，尽管放手去干。”他说。
现在到了麦克纽尔。我对他微笑，他面露苦笑。“我本来可以投票反对的，如果项目失败，我可以说‘早就告诉你们了。’我知道你们已经拿到选票了。因此，我也投赞成票。但请记住，这事真他妈有大风险要冒啊，而我又在这家公司投了很多钱。”
我继续按座次轮流来，但事情差不多就快要结束了。惟一的问号麦柯金戴尔也投了赞成票。
他后来说：“艾尔允许我投票反对，甚至鼓励我反对他。我仍然觉得那不是一个好的投资。但是，我会尽自己的力量去支持它。”
最后结果：12票对0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