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安危之主的最佳典范——于谦
明代的于谦，就是这种将领的最佳典型。
不仅在明朝，在中国历史上，于谦都是最让人尊敬、怀念的伟大将领之一。
于谦伟大的地方，不仅在他能以弱胜强的军事才能，也不仅在他临危应变，挽狂澜于既倒的政治才能；更重要的是，他永远把国家的利益摆第一，把功名利禄，乃至于自己的生命摆最后。历史上，有于谦本事的，大有人在，但同时具有于谦的本事，又有其高洁人格特质的，就不是很多了；而于谦的伟大，就在这里。
怀着经世济民的宏愿，于谦一开始出任公职，就政绩卓著，普受民众的支持爱戴。
明英宗正统十四年，北方的瓦剌军来犯，英宗听信大太监王振的胡言，不顾于谦力谏，轻率地带领五十万大军搞御驾亲征。事实上，明英宗一点也不“英”，根本是笨蛋；王振一点也不“振”，十足是土蛋。笨蛋加土蛋，结果就是完蛋——五十万大军打不过瓦剌的二万小军；不但打不过，还被打得全军覆没；更离谱的是英宗还被俘。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土木之变”。
瓦剌一方面把英宗当筹码，准备向明廷大敲一笔；一面调动大军，准备扑向京师北京。
朝中大臣听到这个噩耗，一个个面色如土，除了提出南迁逃命的馊主意外，没人出得了场，没人办得了事。面对这些光讲浑话的浑人，于谦厉声痛叱：
“京师是天下根本，根本一动就难以收拾!宋朝南渡的教训就摆在眼前，现在只有誓死保卫京师一条路，谁要再提南迁，就是动摇国本，应立即斩首!”
一席话才把局面逐渐稳下来。由于中枢无人，于谦立刻立了景泰帝。这一来，不但化解了瓦剌以英宗作要胁的筹码，而且把人心安定下来，大家也开始准备迎战瓦剌。
由于瓦剌军向来骁勇，明军一来仓促成军，二来基本素质也不甚好，三来对瓦剌军怯战，两相对照，敌强我弱的态势相当明显。于谦针对实际状况，在人事上做了一些布置和调整。决战前夕，他还特别下了一道命令：
“战斗中，将领不顾士兵，自己先退者，将领处死；士兵不顾将领先退者，后面的队伍就地斩杀前面的队伍；不执行命令者同罪。”
这招太厉害了，不拼命就没命，不是被敌人杀死，就是被法令处死，没有第二条路。这等于事先帮你设定了一套必然逻辑，与其被处死没了命又丢人现眼，不如战死还落个光荣殉国的美名。既然没有任何退路，不如拼了。结果大胜瓦剌，解除了明帝国的危机。
事后，朝廷论功行赏，升于谦为少保，并总督军务，于谦辞谢道：
“边境还有敌人骚乱，这是我们大臣的耻辱，哪有什么脸受国家的赏赐呢!”
瓦剌战败，明朝也立了新君，英宗已不是什么好筹码，瓦剌决定送回英宗；这对于谦未来的命运可是一大变数。因为立景泰帝的是他，把英宗遥尊为太上皇的也是他；万一英宗复辟，于谦第一个倒楣!
但于谦根本不考虑自身安危的问题，他处处从国家角度着眼，力劝景泰帝：
“瓦剌把前皇送回来，我们没有拒绝的理由。如果不让他回来，瓦剌没事把他摆在边城守将之前，将领们看到以前的大明皇帝，拜也不是，不拜也不是；如果他们把英宗摆在部队前进攻，我们就麻烦了。”
景泰帝无奈地同意了。
英宗回来后，果然积极活动。有一次景泰帝生病不能临朝，几个英宗的死党趁机夺位，英宗果然复辟了。
英宗上台后，几个和于谦不对付的英宗死党便加紧布置，给于谦罗织罪名；于谦的朋友王文厉声抗争，于谦笑着对王文说：
“他们是先定有罪，再找罪名，这有什么差别，辩白又有什么用?”
英宗心里明白，虽是于谦让他下的台，但若没有于谦对国家的起死回生之功，他也不可能再上台，心里其实不很愿意杀于谦，但他上台的合法性一定要立基于他下台的非法性之上。换言之，因为他下台非法，所以今日上台只是还他“公道”而已；而证明他下台非法最好的办法就是杀于谦；不杀于谦，则复辟无名，于谦就这样被杀了。
于谦的故事本身就是传奇，于谦这个人本身就是经典。在孙子的标准中，一个伟大的兵家，不但要有大本事，更要有极高的道德品质。因为将领握有杀伐之权，以威领军，以诡致敌，人命所系，国家安危，尽在掌中。只有像于谦这样的人，才能掌握分寸。而他一生的为人处事，也确实是：
知兵之将，生民之司命，国家安危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