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抗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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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逝了的悠长岁月，让记忆变得不那么确定，哪怕许多细节仍然清晰。也许在下意识里，我向你描述这一遥远的时光时，多多少少叛离了事实，但我确定谈起另一事件可以公正许多，那是半个世纪后我亲身体验的，它在我感觉中，与前一事件大相径庭。
背景变换了。此刻的法国不再是战败、被占领、听任于人的法国，每个人也不用再强迫自己生存下去、期待美好的明天，法国已从风暴中走出，它和平、丰富，人们也可以千姿百态地过着相称的生活。
人物也变化了。当然我还是那同一个个体，但已经流逝的半生，带走了满足与痛苦，幸福的惊喜与幻灭也经历了无数决定性的相遇；把他同我刚才描述过的那个人相比时，区别竟是那么显眼，以至连我自己都认不出来了。
1996年春天，法国境内数百个别国的无证件人士，开始试图找寻一个解决困境的方法：他们想要摆脱终日被检测身份、遭起诉、最终遣返回国的命运。当一个家庭已经在法国定居若干年，怎能接受让这达摩克利斯达摩克利斯（公元前4世纪）：大迪奥尼西奥斯的朝臣，大迪奥尼西奥斯邀请他坐在一把悬梁剑下。之剑破坏所有的计划？没有证件，这些男男女女只能打黑工，成为剥削者手下最无力的牺牲品。困境中走在一起的人们发现，惟一可行的办法就是通过公开的行动让世人了解他们的窘迫境地。当法国人从电视上了解到关于他们命运的丑闻，一定会有所反应，要求修改与现实状况不符的法律。至少这些人是这样以为的。
我们显然可以把他们的希望看做一种天真。但这一态度却透露出，他们心中某种“法国的形象”至少是热情的。他们的天真同时还体现在坚信古老的法国风俗，那是他们的孩子在学校里学到的：教堂是神圣的地方，警察势力无法入侵，一些动人的故事流传着，述说被判冤刑的人躲在教堂里逃过了无理的惩罚。这些外族人怀着美好的感情构建了“法国的形象”。
于是某一天，出人意料地，他们在巴黎东部圣·安布罗焦圣·安布罗焦（Saint Ambroise）：米兰主教，教堂之父。教堂里安了家。但教堂神甫将他们看做擅入者，认为他们扰乱了宗教仪式的良好秩序，经大主教同意后，他便更多地以圣主意思的主管者，而非受托者的姿态处理起这一事件来。他要求警察力量介入，警察们立刻就将这批男女老少驱逐出门。此后数周的境遇每况愈下，这些大部分是黑非血统的家庭又在几个健身房改成的仓库住过之后，最终在18区离巴黎北站的铁路不远的圣·贝尔纳教堂安顿下来了。
当人们通知神甫有人入侵时，他正巧在准备下周日的布道。神甫的第一个反应就像每个正常人一样，他反对无章的秩序，维护教区规则。教堂是祈祷的神圣地方，并非家庭的栖宿地，尤其是那些多孩子的大庭，卫生问题将无法得到解决。神甫也准备和圣·安布罗焦的同事态度一样。可刚写了个开头的布道内容就在眼皮下，那些结论来源于福音书的一句话：“我是外人，你接纳我。”那么若在演说中宣讲接受，却又在实际行动中拒绝要求被接受的人，这不就是自相矛盾吗？于是他决定不让警局介入，并力求安置好入住者。舆论眼中，这是整个教堂的态度在转变；他们终于站到了受压迫的人一边，而惟一的原因就是因为这些人受到了压迫。古老的“军队与宗教”的联盟似乎有了裂缝，并让人从中看到希望：某一天裂痕会变成鸿沟。神甫的态度同时改变了人们对宗教场所的看法，那些地方不再只是圣徒们聚集起来做弥撒的圣地，它们同时在成为人们团结一致捍卫共同信念的地方。它们于是更加神圣，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上帝之屋”，“上帝之屋”不仅仅是提供场所让人可以请求圣灵的帮助，更主要的是能让大家团结起来，参与到维护集体意识的行动中去。这位神甫认可的情况自然不对当权者的胃口，尤其是总理和内务部长，但他们担心，未经宗教场所负责人的允许就让共和国保安队深入教堂，会引起一部分人的反感。让事态保持现状则又会显得过于宽容，而让另外一部分人不高兴。正如政客的目标一向是让大部分人得到满足，这场争论完全是高乃依高乃依：法国17世纪诗人、剧作家。其戏剧作品的典型情节为伟大爱情与责任感的冲突。式的。一段时间内，当权者认为当静观事态，并任由情况自由发展，他们在等待着入住的家庭及其支持者疲惫之时。几周内风平浪静，但很显然，一场暴风雨在酝酿中。
问题的实质并非是政客所担心的对下次选举的影响，而是那些家庭的命运。从眼前看来，教堂里的生活条件完全不能满足孩子的需要；长远地看，在他们离开教堂之后，应当和其他人一样在法律上获得受到尊敬的地位。前来帮助的人的目标当是改变国人对移民的根本看法，同时修改相关法律。所以要利用事情公众的一面来调动一切可能力量。
我们的社会就是这样荒谬，一些名字、脸面，就是比其他一些重要。这些人组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没有确切的定义，分散且不合规则，是些“大人物”，包括影视明星、花边新闻的中心人物、名记者、甚至一些“著名教授”，当然他们可不是靠成功的著作来吸引人们的注意力。
正巧我的论著是遗传学这个和星相学一样吸引大众的科学分支，其中一些发行量相当可观；我参与的一些电视节目也获得高收视率。简言之，许多人知道我，当然比起歌星来少了许多，但比我的众多同事则多出一些。这没什么值得乐不可支地吹嘘的，但有时却很有效，如参与维护某一重要事业时，知名度就是有力的武器。这样的活动也提供了额外能接受采访的机会，并产生滚雪球效应。它进一步抬升了某一名人的精神高度，使其在“大人物”中的排名有所上升。即使并非完全自愿却也随着这一机制，让知名度给养知名度。直到某天世事变迁，最有名的人也会一下被彻底遗忘。
尽管这一时的名望是如此偶然、巧合、不为人控制，但它仍不失为可以正大光明地利用的手段。一些竭力争取帮助困难者的组织也认识到这一点，权力优先协会、住房权协会、无居所委员会，以及无居所的外国移民保护协会都邀请我参加他们的支持委员会。当需要帮助在圣·贝尔纳避难的家庭时，似乎真有必要运用名望这一武器了。因此我在教堂圣事祭台又硬又冷的地面上靠睡袋睡了一个星期。
当时很多人参与了活动，癌科专家爱克斯恩·施瓦博根，演员马玛·瓦雷狄，埃玛纽埃尔·比阿特，与教会关系微妙的主教雅克·加约，还有一些政界斗士、匿名人士互相轮替，要在政府和那些因为“无证件”而几乎一无所有的人之间筑起拦堤，为防止权威作出最坏决定，数十名“无证者”进行了一场信心坚定的绝食示威，不达目的不罢手。
在他们眼中，这是惟一的办法，否则到了假期，渐趋平静的舆论将会使他们的行动如陷入沉沙般毫无进展。
几周里，绝食者的虚弱开始变得让人担心，同时他们也与政府官员有了紧密联系，目标一致地希望找到让大家都体面的解决方法。这些家庭及其支持者并非想要取得对当权派的胜利，而是要彻底地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们的接触似乎卓有成效。某日，互助委员会的头儿致电向我保证问题很快就会得到解决，说我第二天晚上就可以回家美美地睡觉了，这决不算是对行动的背叛；不用担心“秩序部队”会有任何武力介入。
我接受了他的建议，并许诺出席法国电视台的早间新闻节目。在化妆间，我对自己掌握了记者没有的信息而感到高兴，并向他们保证，据可靠消息说，圣·贝尔纳事件将得到解决。
我刚走进演播厅，就在电视屏幕上看到大批共和国保安队的队伍向教堂进攻，用斧头破门而入，将妇女和孩子推到一边，终于让他们的“秩序”统治了教堂。
我立刻就感到怒火将自己包围，再没有什么可以阻挡，我要将它释放出来。我被骗了，那些试图从中调停的人也被调戏了，法国的官方形象瞬间变成逼人的丑陋鬼脸。我感到羞耻，我的厌恶、怒火、失望一下子全都宣泄出来了。绝对真诚的节目负责人没有打断我，我相信他们也是赞同我的反应的，并且对于有些话终于被说出而感到满意。
请大家不要忘了撒利艾日主教的态度，在维希政府迫害犹太人时，他让图卢兹教区所有的教堂都读一份文本，里面提到在国家法律之上还有人类法律，必要的时候可以违反前者去追求后者。我又重新开始提起戴高乐的作为，1962年他调解了和平主义者路易·勒古安的绝食抗议，并许诺拟制新的法律条文，允许出于宗教或道德上的原因而拒服兵役。我尤其以进攻姿态将矛头指向警务力量，并强调遵循他们的秩序决不等于成为有利于他们不体面行动的助纣为虐的工具。1943年冬季赛车场的大逮捕1942年7月法国警察与宪兵联合在16至17日的夜间发动了对巴黎及其周边地区的搜捕，共8 160名法国犹太人被关在冬季赛车场，后关押到集中营，其中包括妇女和孩子，最后只有30人左右存活下来。(疑原书时间有出入——译者)
行为让其后继者都蒙羞。共和国总统自己也曾痛斥组织并执行这一事件的巴黎警察，然而警察们却只是按规章办事而已。因此我提醒那些装备了军斧和催泪弹前去处理圣·贝尔纳和平入住者的人，必要时不服从才是该有的态度。这一次宣泄情绪给我带来了许多朋友，也招来了敌人。
我惊喜地发现甚至有许多来自六边形的法国法国版图酷似一个六边形。以外的朋友。法国电视五台的职责之一是将其他电台的重要节目向各个大陆、尤其各法语国家转播。于是那台节目被多次转播，我在当中完全忽视了摄像机的存在而直接彻底地将自己的不满爆发出来。这也是电台负责人考虑到当权者的一次狡黠的操纵。几个礼拜之后，我走在卡萨布兰卡的路上还一次次被摩洛哥人认出并拦住我致谢：“感谢您捍卫外国人在您的国家居住的权利。”
至于敌人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对手方面，这档节目引发了警务工会对我的一场诉讼，认为重提冬季赛车场大逮捕是对他们的侮辱，且我提出的所谓“不服从”中伤了他们的名誉。他们多半不记得1793年6月共和国第二年的第一部宪法，其中第35条的基本精神是：“当政府强奸民权时，每一个人，不论其社会成分，都可将反抗看做最神圣最基本的权利。”
控告反给了巴黎法院一个机会，他们凭借巧妙司法语言分析了遵从条例的义务与对人种之尊重的关系。工会的抱怨最终被驳回，理由是我采用了合法的形式表达看法：“那些权力机构在表面的合法性之外，大约没有遵守人类法律的高级形式。”以司法语言说就是它重新赋予1973年宪法以现实意义。
警务工会对判决感到失望，再度上诉，巴黎上诉法庭维持一审原判并认为我的意见“没有超出对政府行为的自由批评范围”，并且“重提冬季赛车场逮捕事件仅是对历史悲剧的回顾，目的在于引发思考，正如作者所言：在于唤醒意识”。
我希望这样的裁决能具有广泛的权威性，它并非要让人怀疑集体纪律或是公共生活的各项规则的必要性，而只是在日常生活中提出了关于人权的更基本的原则。
法庭在经过长时间审议之后，敢于认可对不服从的提议，这在我看来绝对比所有个人的胜利都意义重大。这绝非“我个人的”胜利。诉讼中维护这一提议的律师让-雅克德费利丝以其严肃认真与激情做出了更大的贡献。这一胜利的主要意义在于，向关注它的社会提出了思考，以寻求在维持秩序与混乱间找到更好的平衡。“无证者”游民这一次冒险行动旨在唤醒全体舆论对其厄运的注意，而行动最终让所有人都从中受益，亲身参与其中比50年间所有努力所取得的成绩都更让我欣慰。
越过圣·贝尔纳这一个轶事般的个别事件，真正存在的问题是整个社会的态度。这里也同样有第一个回忆提到的主题。在18岁的时候，我整个人被自以为的个人成就充塞着。我自认为经历思考做出了选择，要面对道路上的困难，向着独立迈进。当然我“成功”了，却没有意识到真正的胜利在于对游戏规则的重新考虑，我的成功是因为有能力掌握了教程要求学生掌握的，消化了课本内容。我完全按人们要求孩子那样去行事，我总是接受已有的规则，并以自己的遵守使之更稳固。
那些不惜一切想要“成功”的人本着这一态度入读了巴黎综合科技大学或是国家行政管理学校，以后又从事着令人羡慕的职业，并靠着自己行事的效率获得社会承认而最终度过舒适的人生。的确，他们是出色的工程师、科学家、经理，他们有能力并正直可靠，他们完全配得上荣誉勋位，他们是社会精英的组成。
事实上他们的角色正相当于泰坦尼克号船上的运煤工，越是勤快地一铲铲往锅炉里加煤，越是加速了撞向冰山的“步子”。
仅满足于做事勤快高效，而不去思考今日的努力将带来什么样的明天：这是对人性的背叛。
半个世纪以后，我才懂得，对于每一个行为来说，最重要的事是所为的合目的性，我希望能帮助你及时地拥有这样清醒的意识，从这一刻起就不会被成功蒙蔽双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