值得称颂的不服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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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别担心，我可不会夸夸其谈地像那些老军官吹嘘自己的战斗史一般来烦你。再说我将提起的也并非“自己”的战斗，很多战士都参与了这一事件，他们贡献出自己大量的时间与精力去斗争，这些斗争对他们而言不可忽视，有时我也被邀请加入其行列。每当被问起为什么参与这些被媒体炒得沸沸扬扬的行动，我总是很真诚地回答“我不是有意的”。被人认为犯了错的小孩子也会这样说，但我不是这个态度；我只说出了事实而已。参与者最初的意愿完全出自真正的“人权捍卫者”的心态，倘若他们知道日后会被如此看待，必然吃惊不已。漂亮的大话从来不是斗士的目的，他们战斗是因为他们无法对眼皮下发生的诸多事件坐视不理。我呢，“成功”地拥有炙手可热的社会地位，丑闻触及不到我，我甚至完全可以对它们视而不见，可以对某些人的悲惨命运不知不觉，采取一种安安静静不闻不问的态度。
但我幸运地遇上了一些活跃分子。他们使我看到那些很容易就被我慵懒的意识掩盖的事实，而我一旦意识到了，面对着它们还想无动于衷是不可能的。
请听我再说一件事儿，这事被称为“飞龙路事件”，飞龙这样的字眼通常总联系着神秘和暴力，这里却是圣·日尔曼-德-布莱区一条小路的路名。1994年12月的一个周日，备受瞩目的无房者正是在这一街区以实际行动占领空房来要求其住房权的。我在几天前收到了通知，约定在夏德莱地铁站入口会合，当时那里已聚集了几百人，其中很多家庭已经对通过合法途径获得住所感到彻底失望。权威人士面对着他们的急需，总回答：“请在市政府登记，然后等待通知。”事实上，等待通知也就是可以确信不会给家里人找到栖身之地；当等待的期限拖至十几年时，就等于没有什么“通知”了。
无家的夫妻已凭经验知道，政府永远不会给他们解决问题，于是带着孩子、拿着包袱涌入地铁，同行的还有住房权委员会的积极分子，(只有几位话不多的负责人知道目的地，他们必须要在警察到来前占领地盘。)这个秘密始终没有泄露分毫。一些策划好的散逃把省长的怀疑引向了较远的街区。为了甩掉负责跟踪我们的一般情报部队，人群在向导的带领下换了一条条地铁线，最后在圣·日尔曼-德-布莱广场出地铁，飞快地穿过了林阴大道涌入了狭窄的飞龙路，进入一幢空了很多年的大楼。整个行动安排得详细周到，只需要推开大铁门，就可以进入门厅，包围院子，而不需要任何毁坏，那些门不知道多少年前就没有锁过了。激动的人群跑遍了大楼，发现它相当宽敞：60多套完好的房间，1万平方米的办公区和教室。大楼以前属于一所私立女中，专供家庭出身良好的女子上学（西蒙娜·德·波伏瓦西蒙娜·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1908～1986）：法国女作家，作品有《第二性》等。是其中最著名的）。几年来，收购这里的大银行已经将它中性化，由于它地处巴黎的中心，物主宁愿等待高利润的不动产交易机会，而不想将它改成住宅楼。
占领者们自认为暂时成了业主，那么如何处理这么大的空间呢？上千条建议立刻被提出。参与这一行动的各种社团组织的活跃者开始想像，若拥有了这样宽敞的场所，将会给他们的活动提供多少的便利。当然这占领至少不能是太短暂的。
按计划，皮埃尔教士乘直升机穿越诺曼底赶到（他强调直升机是“自付费用”），热烈的掌声欢迎着他的到来。他立刻致电马提翁府法国的总理府。给总理秘书，并得到保证马上由巴拉杜尔先生巴拉杜尔（Balladur）：当时的法国总理。接见。
我的车上坐着住房权委员会创建人让-巴蒂斯特·埃罗教士，以及先前提到过的让-雅克德费利斯大律师——一位高效律师，他们都准备好了要为保护穷苦的人而战，马提翁府的大门在我们面前敞开了。开进院子后，我一松开方向盘便赶紧去后面帮助教士下车，却完全没有提防在一旁伺机窥探的电视媒体。几个礼拜以后，这一细节还让我受到了一位出租车司机的称赞：“我见过您的，在什么时候呢？”他在记忆里查找，突然，他说：“想起来了，您是皮埃尔教士的司机！”于是那一程他没有收车费。
巴拉杜尔先生立刻接见了我们，并且以他最礼貌的方式向我们保证不会派出警察强制我们撤离大楼，我们也同样答应——一旦无家可归的人被重新安置就离开占领地，但当我提出可以将旧校区提供给支持我们这次行动的社团时，他立刻觉察到其中有圈套，什么也不肯应允。
他明白，比起那些普通的无家人占空房的行为，社团的占领对政府来说要危险得多。60多个家庭最后都会获得一套住所，这一事件很快便就结束了。但要是任由这些对现有秩序提出质疑的人物在巴黎的心脏地带自由行动自由表达，那可糟糕得多了。
由于得到总理的指示，参与活动的家庭都被安排住进了公寓房。这次行动还获得了意想不到的收获，巴黎市长雅克·希拉克宣布了他的决定，自第二天起开始为无住所的家庭征收首都众多无人居住的楼房。根据最后的统计显示，共征收到了10万套房。几个月以来，住房权委员会配合征房这一主题组织了游行活动。我们跟随着队伍前头的大旗，穿过了巴士底前的大道，或是在省长门前静坐示威，高声叫着口号“把征房政策执行到底”。戴高乐第一政府时期确实有一条法律认可这样的决定，只是一直以来都被人遗忘了。当权的一些重要角色向我们解释说外部条件已经改变了，这一法条不再适合现今情况，若仍参照它来行事，会引起大业主的不满，总之就是万般找借口按兵不动。
爱德华·巴拉杜尔在“飞龙路事件”表现出的理解态度使人觉得他是一位开放、为穷苦人着想的人物，一部分市民还想到也许他会成为一位好总统。而大选正临近。也许可以这样认为，就是那位巴黎市长在事件发生的第二天夜里梦中也暗自希望有这样的影响。无论如何，结果正是：希拉克在不经意间就享用了征房决定的良好收益。尽管后来的行为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但这至少是往正确的方向前进了一步。
总理只许诺无家可归的人可以暂时住在大楼的空房里，却没有答应让社团利用那些旧教室。然而尽管没得到允许，各社团还是搬了进去；警察也很难在不伤害居民的前提下将他们轰走。一向与梵蒂冈关系冷淡的雅克加约主教也象征性地住进了其中一间教室，据说他将继承毛里塔尼亚一个叫作巴尔尼亚的已经消失不在的城市的主教的职位，现在他和他的支持者们在一起了，并宣称自己是被放逐的人的主教。
有一些社团是在特殊情况下建立的，当时的气氛十分激昂，好像很多不可能的事都正在成为可能。这次行动的轻而易举的成功又再次激发了人们的幻想，在1968年以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后，希望又诞生了；为何不尝试不可能的事业呢？于是一些团体联合起来打算建起平民大学，让有知识的人来执教；让每个人都能有法律顾问，他们会竭尽全力在名目繁多的法律法规中开辟出合法的道路；他们还要让哪怕是一无所有的人都拥有发言权。权力优先社团便产生了，它的名称意味着：在我们面前构成世界的各种法律的确定和执行，都应为建设明天服务，比如知识权、医疗权或者健康权，受尊敬权，对那些由于贫困或者是受剥削而背井离乡的人来说，还有选择居住国的权利法。一些人还补充认为应当有允许偷懒权。
沸腾、激昂的情绪都是具有相互感染力的。但应当意识到，这些情绪历时一久就会很快消退。在最初取得胜利的欢欣中诞生的种种希望只在很小程度上真正得到实现。我和一些人一样，没能为这分热情的持续尽一份力，尽管这样的热情在开始时显得那么热烈，又滋养了那样与人为善的温暖。我并没为此花费该有的精力与时间，想来是因为面对这样尺度不明显的行为显得勇气不足。事后我就寻思着，若提出一个振奋人心的计划，却拿不出实现它、甚至是接近它的方法，是否反而有害。某些失望的情绪恐怕比毫无希望地接受一个既定的未来更加让人痛苦与失落。
写着写着我倒忘了你还是一个孩子，我却任由自己讲起怀疑主义来了，那多半是我多活的这60多年的产物，这下我的悲观主义可被你当场抓住了。不过这是一个暂时的失误，我将立刻要求自己擦去污点。怀疑是应该有的，但是不能让怀疑抑制了行动。即使失败也不该阻碍行动，尤其是失败里包含了丰富的经验。
把1994年飞龙路占空房的事件和两年后圣·贝尔纳事件放在一起比较，能得出许多结论。在前一事件中，老实说，总理表现出简直出人意料的和蔼，但却并非出自真心想让穷人有自己的住房的愿望。这一迹象只表明了总理害怕惹恼皮埃尔教士，政府一直对皮埃尔的怒火心有余悸，因为他稳居法国最受欢迎的人物排行之首。几个月之后，由于一些不愉快的发言，他身上的光环大大失色，许多人也都对偶像展开了大力的批判。由此他对政界人物的影响也削弱了。倘若当初面对的是受欢迎程度降低了的教士，爱德华·巴拉杜尔先生的态度只怕也不会那么可爱了吧。
在圣·贝尔纳事件中，教士并没有站到最前线，那些想帮助“无证件”人的好心者犯了个最大的战术错误，他们认为自己的行为吸引来的电视媒体会向大众曝光政府部队的暴力行为，从而起到保护当事人的作用。事实却相反，在那时的当权者正想要展示出暴力的一面，于是好心者的行为无疑等于引爆了炸药。最终确定进攻方案也不是因为再不动手就会失去机会拉拢推崇武力解决问题的选民。共和国保安队的卫兵们挥舞着斧头闯入教堂，将女人和孩子统统赶走，这些镜头在电视上播出时刺痛了一些善感的灵魂，但更多的人当时就认可了“强大”的政府力量，因为他们可以把别处来的入侵者扫出教堂，而且还有人们不太敢直接说出的原因，就是那些入侵者根本就不是白人。调查显示，这次行动至少在当时是计算得很到位的。当权者总以“维持秩序”的必要性来衡量每次行动，往往玩怀柔这一套。
显然，1793年宪法编撰者在提出反抗义务时并没有搞错对象。1791年的第一部宪法没有预料整个民族将会面临战争时的情况，因此当它不能再适用的时候，编撰第二部宪法就成为必要。新宪法废除了王权，将法国变成了共和国。编撰者的烦恼在于，如何同时面对外界入侵又要保证人权、预防任何形式的压迫。于是有了我提到过的著名的第35条。
生活在集体中，守法显然是必要的，但秩序本身不是目的，所以服从也并非首要道德。直到不久前，法国青年还必须服兵役。他们要铭记在心的第一条规则就是“纪律是军队的主要力量”。倘若这是真的事实，就该对军队的教育作用质疑了。你们这一代和现在占多数的一代人一样，将有幸远离这样的思想灌输。
通常来说，不服从并不是件容易的事。大部分人宁愿平静地被动服从，因为提出质疑往往伴随着痛苦的担忧。拒绝是需要理由的。再回头看1793年宪法的条款，反抗的权利只有在它被看做一种义务时才存在。它饱含着责任。也许它不让人感到愉快，但这是自由的代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