祖国是什么(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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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有了新的定义，随之将甩掉所有那些国界线上有关仇恨与轻视的不愉快，国界线边的往来曾经在各民族历史上留下过浓重的一笔，每段历史中都有着流血的记忆。仅仅为了国界边的几公里，有多少人为此丧生！而现在在我们这一片大陆上，智慧终于取得了胜利。历史的疤痕在慢慢消退。
你很幸运没有沾上战争遗留给我们这一代人的回忆。在经历了种种艰难之后，尽管这一抉择不能让所有人都满意，欧洲还是开始改变了，就在我给你写这篇东西的现在，政治上的改变还没能完全实现，但潜在能量终将实现它。目前有关确定各参与国义务的协议引起了强烈的争议。《马阿斯梯克条约》、《阿姆斯特丹条约》给一些国家以希望，也让另一些国家担忧，但也只有那些对过往的国家荣誉怀念不已的人，对新趋势的目的——建设一个新欧洲，让其内部纷争都能通过战争以外的办法解决——提出了质疑。
我想我们在25年后会完全达到目标，那时任何人的脑中都不会再有对欧洲之战爆发的担心。但正是这样的可靠性将会在人们的生活中产生一种空白。佩吉式以及其他方式的爱国主义开辟了能让自我牺牲愿望得到满足的广阔天地。当我们在某个时刻终于发现，生命不过是上苍所赠与的短暂的礼物，往往一个很荒唐的意外事件就能让其终结时（比如踏上一块薄冰或者某个细胞成为癌细胞），每个人都会产生一种想法，按照通常说法就是，要让这段历程有“意义”。生命旅程的开始是由不得人的，其终结也很可能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到来。那么，我们至少可以选择将行的路、将做的事吧。
面对这种情况，人们轻易就会满足于听取某种现有的答案，这更加令人担忧。从那些历史书上总结出的幼稚的爱国主义便是答案之一，但它就像是超市里的速冻食品般无滋无味，超市柜台上的鱼只不过是裹着面粉的一团肉，正如在那些第100次听到或读到的演说中，祖国也不过就是人们口中高歌着的国歌或手中挥舞着的旗帜。我简直怨恨那些感动了我的人，他们让我对不过是种象征性的某些东西的重要性深信不疑。我欣赏佩吉的诗，但最好别去提其中所传达之意。在你这个年纪，我因书中那些深入人心的观念而热切渴望贡献自己，但愿你永远不要像我这样。
欧洲有个特别的好处：在它之上不太可能产生一种像我们的教育在我们身上所拓展的对祖国法兰西的极度激情。简直就无法想像在欧盟的某位创始人，舒曼、阿德·诺尔或是加斯佩里的雕像前会有人群络绎不绝，也不会有人像贞德塑像前的“爱国者”们那样顶礼膜拜，万幸得很没有人为欧洲殉难。你们这一代也可以省得去崇拜那么多偶像英雄。
但这并不意味着省掉了激情。那么有哪些激情呢？
我目前生活的这个时期，当权派、政府，以及媒体都会联合起来想说服欧盟11国的人民，让他们相信，未来的幸福在于欧元。他们承诺新钱币欧元将会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降低失业率，并使欧洲的发言分量加重。当然这些好处都还远远没有实现，我们应邀相信专家们的口头承诺。无论真实情况是否如此，我相信这些目标是无法让你们这一代的青年热血沸腾的。
一个新的词语“欧陆”（Euroland）出现了，这点简直糟糕极了，它的出现表明人们的思维仍然根深蒂固地受着旧观点的束缚。这个词真是格外丑陋。更重要的是，它意味着欧洲重回到一种分裂成敌对派别的人类社会。它使国界的概念再一次明晰起来。它预示着英镑、美元、日元、欧元这几种货币之间无情的斗争。历史上国界的产生是因为有共同历史、文化以及共同的想法而聚集到一起的人们，他们需要建设共同的前途。而今，欧盟成员国的公民，他们所共有的是欧元的价值。他们将聚集在法兰克福交易所对战来自华尔街或东京的敌人。难道仅仅如此就可以制造出一种一致性，再将其转变为民族的团结？
人们为证明欧盟组织的正确性，往往举出美利坚合众国的例子。我们该向他们学习。然而此刻有必要重提一下保尔·瓦莱里的思想，他说历史为所有的东西都提供了例子，因此它不能成为证据。尽管潜在的欧盟联合国与美国之间存在种种相似，但它们毕竟是完全不同的。18世纪末期，北美12个洲初次结成联盟，当时人口总数还不到500万。他们只有很短的历史。第一次尝试往马萨诸塞迁移是在1620年，从这一年起有一半的人口死于疾病。在这些刚建不久的、说着同样语言、面对同样困难的小国家想到联合起来对付大不列颠帝国时，它们仅有150年历史。直到19世纪才有另一些国家又加入最初的联盟，数百万移民在这一“大熔炉”中建立了自己的家庭，逐渐形成统一的民族。
而欧洲的历史在其2000年进程中却是完全相反的，它充满着斗争与敌对；结成联盟又因不断变化的不同利益而相互背叛；政府为了求胜而不惜牺牲人民。欧盟的最初目标也根本是消极的：就只是要让这些残酷的历史不再重演。欧洲居民们同意这一构想也不过是面对荒谬历史的一时的意识爆发。大家面对这些没完没了的竞争都说了“同意”。最近几十年的努力不正是想消除历史的伤痕吗。
欧洲与美洲不同，它不可能再建立一个统一的民族。欧洲各国的文化都有各自的源远流长的根源，被无数回忆不断丰富着，想把它们融合在一起，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我们所该做的正与现在所做的相反，是要保存各自的文化，并同时组织和平的会面。在面对过去的自杀性态度产生了意识爆发之后，到了提出新建议的时候了。下一步是对什么说“同意”呢？
今天我们所得到的一些答案基本还是消极的：消除极端的不平等性、减少失业、杜绝暴力事件并消除历史遗留下的错误。积极的方面主要是提高人民生活水平，这点是没人反对的，目前的争论焦点就是怎样达到这一目标。正是广泛的赞同消减了激情的力量。为人人赞同的事业努力不免没劲。
我但愿你会看到欧洲形成了统一民族，它的存在肯定了欧盟各成员国的团结一致。但我不敢想像你能将欧洲看做祖国。
要想找到正确的道路以扩展希望、提出进一步计划、并达成默契一致，就得放眼欧洲以外的世界。当然不需要走得太远，只要看看近在咫尺的。
地*"中*"海
当然我这里要说的不是阳光明媚的蓝色海域，而是生活在它周围的男男女女。1999年他们的总人数达到4.2亿，其中几乎40%（具体说是1.65亿，但我不想让你觉得是在上地理课）是“欧洲公民”，其国家（法国、西班牙、意大利、希腊）均为欧盟成员国。由此，这些人享受同等生活水平，即2万欧元/年的总收入，几乎和北美持平（2.5万欧元）。而另外2.55亿非欧盟成员的地中海人的命运就完全不同了，他们的总收入只有前者的25%（5 000欧元/年）。很显然，如此差异所引发的压力是很难控制的。而且不同居民的人口数量变化又将使压力加剧。
出生率与死亡率在北部基本可以持平，你在2025年读到此书时，欧洲4国的公民应该还保持在1.65亿左右。而地中海南部以及东部的人口则会持续增长；2025年增长将超过50%，突破3.8亿。在枯燥的数字背后，我们得试图对人口变化引起的现实问题采取措施。在一代之内总人数增加达到150%，这显然会给所有的社会结构都带来一定后果。
而关于生活水平，只要没有根本的政策改变，很可能仍是北部持续增长，南方持续下滑。根据预测，现在4∶1的人均可用资源将会达到5∶1或更糟。即便不去提什么人权平等的伟大原则、崇高感情，很显然只因为孩子出生在湖（现代的交通工具使地中海相当于原来的湖泊）的北面或南面就会有如此相的命运，人们，至少那些最贫困的人们，对这种情况是再也忍受不了了。
特权人士很轻易就可以做到对此视而不见。当他们去邻居家走走，去看“穷亲戚”时，只不过想看看那些高高的住宅楼、嘈杂的市场与阳光，当然自己仍要待在那舒适的圈子里自得其乐。为了避免受到可怕的入侵，他们就靠越来越难获得的签证与停留许可证来增强自我保护的栏栅。拿这些障碍与给人们留下可怕回忆的柏林墙相比也不算过分，当然这些麻烦的政策并无柏林墙那般的挑衅性，可它们都出于同样的目的：忽视其他人。
而真正的忽视是不可能的。那些试图防止其发生的手段只能是适得其反，反而扩大了人们的幻想，并引起对冲突不可避免的担忧。科索沃事件夹杂着其宗教战争和种族仇恨的怪味，预示了可能到来的地中海的末日。而人们目前的态度再这样保持下去，更使结局无法避免。那么怎样才能团结起来为所有这些居民的命运找到出路呢？
首先要明白使它们联系在一起的是个多么基本的现实，事实上，比将欧洲各国联系在一起的因素更加基本。欧洲各国再次感到了二战所引发的恐怖的仇恨，并明白了他们的经济利益是共同的。于是相当具有说服力的一点，化解了最后的迟疑，欧洲经济共同体“CEE”建立了，后来又有了欧盟。对地中海国家而言，文化才是将它粘在一起的水泥。应当建设一个地中海文化共同体。
当在商店里看到的德国、意大利、西班牙产品不少于法国本土商品时，欧洲性开始成为一种很具体明显的东西。而如果撇开超市去“内心书库”的架子上翻翻，就会发现来自地中海沿岸的许许多多伟大思想。这片闪亮的海域周围的人们一起在思考着。他们试图明白发生在其身边的事情，由此发现了科学；他们想扩展自己的思维，由此发明了数字；他们想为天空与大海的美丽再添加一笔，便有了艺术；他们面对无法给出回答的疑问感到无力，于是有了神话；他们对自己提出的解答感到不满意，由此诞生了上帝。不经意间，阿基米德、柏拉图、耶稣、穆罕默德、阿威罗伊阿威罗伊（Averroes，1126～1198）：阿拉伯哲学家、医学家、数学家。曾评注亚里士多德。、奥古斯丁、毕达哥拉斯毕达哥拉斯（Pythagore，前6世纪）：希腊哲学家、数学家。、阿肯那顿，会自然而然地一个个无序地出现在你的思维中。若不是这些人在太阳洒下的大片光辉中添进自己的疑问与思考，你的思维将不会是现在的样子。同样的，你对于这个具体世界的所见受观察周遭的双眼能力影响，而用来阐释你之所见的智慧又受到地中海周围诞生的各种概念的影响。基本说来，一群将地中海看做世界中心的居民，用其智慧丰富着你关于世界及自己的看法。那么现在来看看由此得出的结论，让所有分享这一财富的公民（当然也包括魁北克人与南非拉丁人，为什么不呢）都来说：“我的祖国，就是地中海文化。”
而当我把这一建议提出来时，附和的人含糊其辞，更多的人对此持怀疑态度。的确，考虑到巴勒斯坦、阿尔及尼亚以及巴尔干地区的现况，现在真不是抱有幻想的时候！合适的时刻也永远不会到来。例如1219年，参加第5次十字军东征的基督徒遭遇到苏丹马立克·阿尔-卡米勒的火力重创损失惨重，便通过向人民敲诈勒索来复仇，那时显然是个不合适的时刻。但也正是此时，阿西西的方济各阿西西的方济各（Francois d'Assise，约1181～1226）：意大利修士，创方各会。启程往东，他遇上了十字军，然后又在一位兄弟的陪同下毫无武装地来到达米埃塔达米埃塔：埃及北部港口城市。
城门下要求苏丹接待自己。苏丹立刻同意了，整整三天里，他们相互交谈，相互理解，方济各离开时还得到了可以自由参观耶路撒冷圣地的通行证。这一年，惟一一个能在耶稣之墓前静思的基督徒竟是个完全解除武装前往的人。
哪一位搞政治的男士或女士能像1219阿西西的方济各一样有长远的眼光及十足果敢，去致力于建设一个地中海文化共同体呢？
建设欧洲当然是必须的任务，但一旦被商人与经济家控制，这一建设就更多地像是建大商场而非宫殿的工地，我们不能在这时停手，但是同时也需要着手更激动人心的计划。对于那些人而言，他们头脑里居住着在地中海智慧启迪下诞生的种种念头，而地中海将可能成为建造最神秘的宫殿——我们中的每个人——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