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个人物成功之后，大家都去看上帝，却忘了耶稣还有被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当某人已经成功到你都知道了（他正好住你家隔壁的除外），那你看到的东西基本上也学不到了。名人传记最害人的地方，就是把成功之后的辉煌事迹一条不漏地大书特书，好像罗马真是一天建成的。
被主流所认同和接受
华为的创始人任正非是大家熟悉的人物，这样一位天王级人物，当然有许多值得学习的地方，这里我要说的，不是现在的任正非，而是早年的他。
任正非的父母都是乡村教师。抗战时期，任爸爸在某国民党军工厂做会计，业余时间与几个朋友开了一个书店卖革命书籍，又组织一个“七七”读书会。这段历史，是任爸爸文革中受磨难最大的一件事情。身在国民党的军工厂，而又积极宣传抗日，同意共产党的观点，而又没有与共产党地下组织联系。为什么？这就成了一部分人的疑点。在文革时期，这怎么能解释得清楚。任爸爸为此受尽折磨。
在《我的父亲母亲》这篇文章中，任正非说：“父母虽然较早参加革命，但他们的非无产阶级血统，要融入无产阶级的革命队伍，取得信任，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历次政治运动中，他们都向党交心，他们思想改造的困难程度要比别人大得多，所受的内心煎熬也非他人所能理解。他们把一生任何一个细节都写得极其详尽，希望组织审查。可在‘文革’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运动中，父亲还是被揪出来，最早被关进牛棚。”
因为受任爸爸受审的影响，哪一派也不批准任正非参加红卫兵。任正非参军入伍后，也是因为父亲问题，一直没有通过入党申请，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
1976年10月，“四人帮”倒台，任正非一下子成了奖励“暴发户”。“文革”中，无论他如何努力，一切立功、受奖的机会均与他无缘。在他领导的集体中，战士们立三等功、二等功、集体二等功，几乎每年都大批涌出，而惟有他这个领导者，从未受过嘉奖。粉碎“四人帮”以后，情况翻了个个儿，因为他两次填补过国家空白，又有技术发明创造，合乎那时的时代需要，突然一下子“标兵、功臣……”，部队与地方的奖励排山倒海式地压过来。
1978年3月任正非出席了全国科学大会。在部队党委的直接关怀下，未等任爸爸平反，就直接去外调查清任爸爸的历史，否定了一些不实之词，并把他们的调查结论，寄给任爸爸所在的地方组织。任正非终于入了党。后来又出席了党的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任爸爸也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平反。由于那时百废待兴，党组织需要尽快恢复一些重点中学，提高高考的升学率，让他去做了校长。
以上这些，任正非在《我的父亲母亲》中都有详细描述。文章中任正非并没有直接表达出他的处世观，他只说了一句：“文革让他在政治上成熟起来。”事实上，父母的遭遇，对任正非有着非常大的影响。当他看着忠实于事业和党的父母仅仅因为家庭出身，始终不能为社会主流所接受，即使比别人多做几倍的工作也无济于事，当风暴来临也是第一个受难者的时候，他明白了一个道理：一定要为社会主流所认可，否则注定一事无成。所以他参军，要把身上的颜色染红。在军队他做了那么多事，没有任何奖励，他能接受，在他心目中，入党比任何奖励都重要。因为能入党，就不仅是被主流所认可，也为主流所接纳。这方面，任正非做得相当出色。文革结束之前，他已经做到干部级别，以他的出身，相信非常不容易。他父亲的迅速平反，跟他入党有莫大关系。1976年之前，无论他工作多么努力，多么出色，荣誉与他无缘。而1976年之后他的际遇一下从地下到天上，为什么？仅仅是主流潮向变了。主流的力量就是这样的强大，几乎没有个人可以抗拒得了。善良的人们往往会说“历史最终会是公正的”，但不要忘记“所有的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对某人某事的评价，永远折射着当代的主流意见。更何况，能被历史所记载、所书写的人物与事迹，毕竟只占少数。
也许任正非的经历比较极端，反差太大。但人在职场，乃至于人在社会，千万要记住，无论你如何定位自已，也无论你设定了怎样的目标，只要你希望有所成就，就一定要为主流所认同和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