滥用智力
许多天才和伟大的学者在年老时变得心智衰弱、幼稚，甚或疯狂。19世纪初的司各脱、华茨华斯、骚塞等几位著名英国诗人，他们在年老甚或在六十几岁时，毫无疑问的，在智力上变得迟钝无能。事实是，他们到达那一阶段时，因为受到大笔酬劳的鼓励而被牵引，竟至把文学当作买卖，为钱而写作。他们之所以成为低能，原因就在这里。这种情况诱导他们不自然地滥用智力。不断奴役灵感、驱策诗神的人，总会受到惩罚的，这跟过分地沉溺于消耗他类精力一样。
柏拉图的两类人
柏拉图把人分成两类，一类是性情开朗的人，一类是个性阴郁的人。他指出，不同的人对于快乐和痛苦的印象，显出不同程度的感受性，有人感到失望的事，另外的人会一笑置之。一般而言，对于痛苦的印象具有的感受性越为强烈，他对于快乐的感受性就相对低弱。反之亦然。对于一件可能转好或转坏的事情，如果这事变得不利，个性阴郁的人会懊恼或悲伤，如果变得有利，也不会高兴；另一方面，性情开朗的人对于不利的问题，既不会忧虑也不会不安，如果转为有利，就会大喜。事情十有九件成功，前者不会高兴，反而为一事未成而烦心；后者如有一事成功，就能找到慰藉，保持开心。
天才都是忧郁的
尽管健康对于心情愉快帮助极大，而后者是构成我们幸福所必须的，但是心情愉快并不完全依赖健康，因为有人可能身体百分之百健康，而仍然性情忧郁，每日愁思不断。最主要的原因无疑出于天性和体质，尤其是我们的敏感性跟体力和精力的一般关系。异常的敏感会产生不平衡的心绪，一种过分的抑郁，而不时爆发为不可压抑的意气洋洋。天才就是神经作用或敏感性过分的人。亚里斯多德说得非常对：“哲学家、政治家、诗人或艺术界杰出的人，看来都性情忧郁。”西塞罗常常这么说：“亚里斯多德说，天才都是忧郁的。”
独立和闲暇
获得上天和命运所赋予智慧的人，将会热切而小心地维持开放内在的快乐泉源。要做到这些，独立和闲暇是需要的。要获得独立和闲暇，他会自愿节制欲望，珍藏他的资源。因为他不像别人，他的快乐不只限于外在的世界，这就使他更加克制和谨慎。因此，他不会为了期望官位、金钱或是他人的好处和赞许，而出卖自己以迎合低级意欲和粗俗品位。在这种情况下，他会遵从贺拉斯在信中给米西纳斯（Maecenas）的劝告：为“外我”而牺牲“内我”，也就是为了光辉、官职、排场、头衔和荣誉而放弃个人全部或部分的安闲和自主，是莫大的愚蠢。
大部分的人闲暇能产生什么呢？除了正在寻欢作乐，或是做傻事之时，只是感到厌烦和无趣。这些闲暇的价值太少，这可以从大家如何打发闲暇看出，一如亚里奥斯图（Ariosto）所说，愚蠢的人空闲时刻是多么可悲啊！一般人只想如何“消磨”时间，有点才智的人是尽量如何“利用”时间。
才智有限的人易感烦闷，是因为他们的才智只是意志的动力的工具。当没有特别的事情需要让意志发生作用的时候，意志就休息，有些人才智随之放假。他们的才智跟意志一样，需要外因来发动，其结果就是人的各种能力的可怕的停滞——烦闷。为了对付这种可悲的感觉，人们争相从事仅可欢娱一时的琐事，希望这样可以让意志作用，从而得以运用智能，因为完成意志的动机是智能。跟自然的真正动机相比，这些动机只是纸币和银币的关系，因为前者的价值是随意定的——纸牌和麻将牌等，就是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而发明的。一个人在无所事事的时候，可能玩弄手指，敲打任何东西，甚至拿着一支雪茄烟也好，以代替运用大脑。
不受打扰的闲暇，并不是大家都能拥有的，它跟人的天命是根本相抵触的，因为一般人的命运是为个人糊口和家庭生计而终其一生。它是贫困、需要奋斗、并非才智驰骋的天之骄子。一般人对不受打扰的闲暇，不多久就会感到烦闷，要是没有设想的或必然的目标，例如各种游戏、消遣和嗜好，把闲暇占据，闲暇立即变成负累。因为这样，闲暇是极有可能充满危险的，所谓“人无事可做时，很难保持安静”。
在另一方面，超越普通人的那份智慧不但不自然，而且是反常的。但如果它的确存在，而且具有那份智慧的人能够获得快乐，那人需要的就是别人发现是负担或是危险的“不受打扰的闲暇”。没有闲暇，好比飞马神被牢牢地捆绑着全副辔头，他是不会快乐的。如果不受打扰的闲暇和大才智这两种不寻常的外在和内在条件都碰巧发生在一个人身上，那将是极大的幸事。如果命运如此有利，人就能过着高层的生活，不为人生的两大相对的苦源（痛苦和烦闷）所侵扰，一方面不必为自下而上作痛苦的挣扎，一方面又有能力承受闲暇。人们要逃避这两重不幸，惟有让它们彼此抵消。
内心的幸福
我们从外在世界所能获得的东西很有限。外在世界充满悲哀和痛苦，我们要是离开，那些烦闷又在各处等待我们。不仅如此，邪恶一般都占尽上风，愚蠢的叫闹声最为洪亮。命运是残酷的，人类是可怜的。在这样的一个世界中，内在丰富的人好比圣诞节之时的一间明亮、温暖、充满快乐的屋子，而外边是结冻下雪的隆冬夜晚。毫无疑问，世上最快乐的命运是个性丰盈的珍贵禀赋，而更为特别的是具有可羡的才智。这是最幸福的命运，虽然可能不是最光辉璀璨的人生。
一般人把毕生的幸福置于自身以外，他们把幸福寄托在财产、地位、配偶和孩子、朋友、社团之上，一旦那些身外之物有所丧失或令人失望，他们的幸福基础就被毁了。也就是说，这些人的重心不在自己，愿望和幻想每有变动，他们的重心也会变动。如果他有钱，他今天的快乐是乡间的别墅，另一天是买马，或欢宴朋友，或是旅行。总之，一生享尽荣华，理由是他在自身之外寻求乐趣。像一个失去健康的人，他试图用补品和药物来恢复健康，而不想发展自身的生命力，也就是未顾及他失去健康的真正来由。
我在这里所强调的真理——人生的幸福，主要来自内心，得到亚里斯多德所做出最为正确的观察的确认。亚氏在《尼可马氏伦理》中说：“每一乐趣都必须先要进行某种活动，也就是先要运用某些能力。做不到这些，乐趣就不可能存在。”亚氏主张，人的快乐幸福在于自由运用个人的最大才智。上天所赋予人的那些能力，原本的目的是让他跟大自然的困难搏斗，但如果无须作这样的搏斗，未能使用的能力或精力倒变成人的负担。因而我们就得用工作或玩耍消耗精力，其目的只是为了避免生活烦闷的痛苦。感到烦闷的最大受害者是有钱的上层人士。
保持和刺激意志
每个人在年轻时，都必然是体力充沛、精力旺盛的，只是体力和精力跟心智能力有所不同，无法长时期维持高峰状态。到后来，那些绅士淑女或是缺乏心智能力，或是心智能力未能获得发展，或是未能储存材料让心智能力有所作为。他们的困境是可悲的，然而，他们仍旧保有意志，因为只有意志力是不会枯竭的。他们于是用极度的激情，例如输赢巨大而必然会令人堕落的财博，来刺激他们的意志。一般而言，人要是无所事事，他一定会选择适合他能力的娱乐——打球，下棋，狩猎，绘画，跑马，搞音乐，玩牌，做诗，研究宗谱、哲学或是其他业余嗜好。
一般人感兴趣的事，也就是跟个人利害有关的事，只能刺激自己的意志。经常去刺激意志，怎么说都不是一件好事，换言之，它牵涉到痛苦。玩牌是各处“高尚社会”的普遍消遣，是提供这一类刺激的工具，因为涉及的刺激甚小，所造成的痛苦不大而短暂，并非真实而永久。事实上，玩牌只是给意志搔痒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