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洲经济崛起时期（一九七九至九○年）
经过多数国家三十余年强劲的经济成长，亚洲如今已不止是跨国公司的廉价生产基地。亚洲弥漫着对未来满怀憧憬的气氛。日本仍极力在几乎所有产业抢攻世界第一，包括汽车、资本财、计算机硬件、营建、消费品、金属、电信和金融业。经济荣景看似永不会停歇，亚洲企业和消费者对未来充满着前所未有的乐观。从贸易顺差和国内投资所累积而来的财富，经过乘数效应导致房地产和股价飙涨，连带使银行业受惠，至少账面上如此。到一九八○年代末，不少西方学者尤其是MIT的沃格尔（Vogel）教授，均看好日本是「升起的太阳」，很快就会取代美国变成世界第一经济强国。日本银行业也在此时达到颠峰，在世界前十大银行便占了九席之多。在日本的阴影之下，几乎每家跨国公司都采取补救措施以赶上日本，包含让全体主管及员工授受TQM训练。
许多经济学家也正式主张，韩、台、新、港是以出口导向产业、政府强力支持、人民辛勤工作及开创精神，带动经济发展摆脱贫穷的最佳典范。南韩大财团开始进攻全球钢铁、电子、造船、化学品等等市场，彷佛不久就会复制甚或超越日本经验。但台湾和新加坡则除了原先对炼油（新加坡）及石化业（台湾）的投资外，又把大量资源投入信息科技相关产业。
东南亚特别是泰、马在这段期间也有可观的成长，主要归功于外来投资强劲、政治情势稳定、基础建设足够，特别是马来西亚。可惜特定国家或城市的高度成长，并未给东南亚一般大众带来更多利益，因为有很多东协国家为国内政治问题所苦。但眼看整个亚太地区都在成长，大家还是理所当然的认为未来将是一片美景。
共产中国经过三十年经济隔绝后，于一九七九年做出关键性宣布，将在沿海广东及福建省四个特区实行社会主义式的市场经济，以便吸引外资协助中国由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大部分外商并未立即抢搭此一门户开放政策巴士，但华侨尤其是受不了香港、台湾成本高涨的侨商，很快即加入了第一波投资行列，纷纷在与香港交界处或台湾海峡对岸建立外资企业。最早投资中国成功的事例主要发生于出口导向产业。投资内销市场者成功率不高，因为中国民众还没有什么购买力，政府对国内贸易又设下重重限制。即使到一九九○年中国的国民平均GDP仍不到四百美元，照联合国标准，这种所得水平只够支付食衣住行和基本家电。不过自由经济的种子一旦种下，开创精神立刻席卷冒险能获得合理回报的每个地方。基于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第一大市场，身为投资中国重要门户的香港因此受益不少。
亚洲能否成为世界经济成长动力？（一九九○年以降）
正当一九八○年代末傲视全球的亚洲市场逐渐茁壮中，日本泡沫经济却随呆帐日渐浮现、企业纷纷倒闭而开始一泻千里。经济衰退背后同样令人忧心的是，价值过度高估的股市及房市将永远无力偿还借自金融机构的债务。以往大肆扩张时期帮助日本企业晋身全球市场的低廉资金，如今由于长久缺乏调整而变成已开发国家有史以来最可怕的金融梦魇。
日本虽面临整顿企业与金融机构的不可能任务，其它亚洲国家却勉力逃过了原有可能危及整个亚太地区的劫数，使它们在一九九○年代初仍维持一片荣景。中国经过经济严重衰退及一九八九年天安门事件后西方国家的制裁，待邓小平一九九○和九一年高规格南巡，再度肯定市场改革政策不变。蓬勃的经济发展重回中国，外资大量涌入，使其一九九七年名列吸引外资直接投资的第二名。邓小平也钦定极具宏观视野及决心的经济建筑师朱镕基为副总理，负责经济发展，后更晋升为总理。朱镕基主持经济大计的重大成就，包括奠定现代化会计财务架构，改善基础建设以利未来发展，谈判加入WTO以使中国充分融入全球经济。外资投入益发积极，使中国在二○○二年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吸引直接外来资金最多的国家。次年尽管上半年SARS肆虐，外来直接投资更增至五百三十亿美元。自一九九○年代中期迄二○○四年年中，外国对中国的投资总额在五千亿美元以上，主要在制造业。大量外资及贸易顺差势必对中国的经济做出重大贡献。中国傲人的贸易成长数字，至二○○三年底达八千五百一十亿美元，居世界前三名，外资企业是主要的幕后功臣。
另一极具潜力的经济体印度，实验社会主义多年后，前总理维帕义（Atal Bihari Vajpayee）领导的务实政府，决定实行市场导向政策并逐步解除管制，促使更多外资进入，以刺激经济走向永续成长。目前论断新经济政策对一般印度民众的好处虽还太早，但这种政策确实促成了印度现代史上经济成长最强劲的一段时期。利率降低使中产阶级消费者较愿意花钱和借钱，这对整体经济成长产生乘数效应。拜市场经济及与全球接轨之赐，印度人首次得以享受高成长率的好处而不必遭致高利率的惩罚。这种改革政策来得正是时候，因为信息技术全球化使价格极具竞争力的印度软件工程师、科学家，甚至懂英文的人口，可以无限制的进入国际市场。于是印度又成为另一个经济成长的热门地点，只是受基础建设较差所拖累，会比中国的发展速度慢。就算印度历史最久的国大党和共产党在二○○四年五月选后，连手取代了当时执政的人民党（BJP），曾引起国际工商界一阵紧张。但相信印度政府不太可能完全停止大规模的经济改革。新任总理辛哈（Manmohan Singh）一九九○年代曾任财政部长并主张金融改革，他已承诺要继续推动由人民党启动的改革，同时要解救占总人口至少四分之一的乡间广大贫民，以及全国各地占四○％的文盲。
一九九三年IMF正式宣布，亚太地区由于四小龙、东协、中国和印度创下非凡的经济成就，蔚为了不起的「亚洲奇迹」。乐观情绪弥漫上述所有地方，表现出来的是，对新资金和更多制造产能贪得无厌的需求，彷佛亚洲就要赶上已开发世界了。不幸亚洲也逃不过景气荣枯的循环，长期滥用资金于非生产性投资的恶果，终于在一九九七年爆发。金融风暴的导火线是国际投机作手联合打击泰铢，而泰国政府无力维持钉住美元的汇率政策。到九七年中期各国际银行宣布，有二十六家泰国金融机构无法履行还款义务，实质上宣示了第一次极为严重的亚太金融危机已然发生。同样而且更糟糕的呆帐问题，几乎同时出现于南韩、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这些国家没有足够外汇存底来支付外债还款，后来在IMF压力之下进行了大规模的金融重整。这几国引发的骨牌效应，使亚洲面临经济发展史上最惨痛的挫败。外债重整代表还不起钱的企业必须马上倒闭，连带造成大量失业。很多非必要的消费产业几乎完全停顿。受打击的国家破产率创下新高。它们咬紧牙关进行IMF所要求的金融和银行改革，偿还IMF提供的紧急贷款，在近二至五年后才恢复正常。首先在两年内还清借款的南韩学到惨痛教训，从此十分小心的维持美元外汇存底在够高的水平：一千至一千五百亿。泰国多亏有多元化经济基础，又是跨国企业针对东协市场设置的生产中心，在总理塔金斯（Thaskins）领导下和勤奋人民的努力下，又恢复了成长。就连印、马、菲也默默进行若干金融改革，缓慢但坚定的赢回人民和外资的信心。
中国和印度则在这段期间继续快速扩张，在网络泡沫化后的停滞期成为举世羡慕的对象。中国升至全球GDP排名第六，预计印度不久也会进入前十大。无数经济学家预测，二十一世纪或许会是全球经济又一个转折点。高盛公司（Goldman Sacks）二○○三年底发布的经济展望报告甚至预言，BRIC四国的GDP在三十至五十年内会超越美国及欧盟的总和，成为世界经济中心。不过必须注意的是，如此乐观的预测是根据许多尚有待证明的假设。比方高盛的研究假设BRIC有充裕的天然资源可用，并有能力改善其基础建设和消除日益恶化的所得差距，这样才能产生高盛所预言的成长。高盛这项研究道理不算深奥，却明白突显出东西方经济平衡正在快速移动。企业领导人势必关注亚洲的兴起，从而订下合宜的策略，才能充分把握随亚洲一起成长的好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