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画任何商业策略的第一步一定是调查当地的政治风险。每当企业要决定投资固定资产时，势必先考虑至少十至十五年的外在重大风险。笔者无意针对政治体制各有千秋的亚洲讨论意识形态问题，像澳洲、纽西兰、菲律宾、印度的开放式民主，新加坡、香港的家长式民主，印度尼西亚、台湾、南韩的发展中民主，日本、马来西亚、泰国的君主立宪式民主，还有中国、越南的改革式共产制度。但认清某些国家的潜在风险十分重要；有些地方在投资人眼中风险很大。我们应该了解，目前在亚太地区政治制度与经济成就之间没有必然关系。民主政体并不保证经济繁荣，经济发达也不必然是民主的副产品。不过一般都同意，高度发达的经济有赖人民脑力的解放，亦即让人民能够不受官僚体系箝制自由创新。人类迄今的历史经验显示，唯有在进步的民主社会才能孕育高度创新精神。
历史分隔
亚洲长年纷争不断，特别是在美苏两大阵营对立的冷战时期，因此说它是世上最动荡的地区之一并不为过。在柏林围墙倒塌和苏联解体后冷战终于结束。但南北韩北纬三十八度线及台湾海峡，仍是历史遗留下来的分隔。美国以唯一超级强国之姿，一直想要把民主标准强加在中国和北韩身上，彷佛那是国际社会唯一承认的政治体制，而中国或北韩却无意于让外人来决定其政治改革的脚步。因此亚洲最可能演变成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地点即朝鲜半岛和台湾海峡。南北韩人民已有共识总有一天会统一，但台湾对是否与中国统一意见相当分歧。基于赞成统或独的民意仍属少数，维持现状应是保持第一个以华人为主的民主体制的合理选择。当前两岸政治领袖最大的挑战，是负责任的处理如此高爆炸性的课题，使民众不再走向两极化，而把这个地区推至灾难边缘。台湾政治领导人不可或忘他们的历史使命，即让台湾成为经济成就和民主胜利的闪亮明珠。反之，处理不当就会使台湾经济地位边缘化，或使台湾变成固定资产投资的高风险区。果真如此，则不论在掌握中国的商机上，台湾居于多有利的地位和拥有多丰富的专长，它仍然很可能在全球策略伙伴的竞赛里败下阵来。
相较之下，亚洲其它地缘政治冲突就没有那么严重。印度和巴基斯坦这两个核子强国在克什米尔的边界冲突，有时好像会高到令投资人却步的地步，其实它们正努力发展经济，发生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已显著降低。这两国是否会发生毁灭性战事，取决于巴基斯坦政治稳定与否的成分高于印度。印度民主政治成熟，片面挑起战争的机率不大。
就算印巴和两岸发生军事冲突，对中国和印度追求经济发展的雄心应不致产生长期影响。反而战争对规模较小的经济体为害可能更大，复原可能更难。中印原本是宿敌，自从把重心从意识形态逐渐转向经济后，近年来已和解不少。不久前两国政府首长互访，及针对海盗船攻击的联合军事演习，无疑已揭示双方的当急要务为何。
其余亚太地区唯一明显的政治风险，在于印度尼西亚、菲南和一小部分的马来西亚有恐怖活动和恐怖组织存在。恐怖主义的负面形象不但伤害国家吸引外资的能力，也直接影响国内整体经济活动。然而与恐怖主义有关的宿仇不是这一代人所能解决的，尤其在美国铁腕单边的外交政策之下更困难，其对经济的影响将十分深远，也必定是上述各国政府未来的一大挑战。
持续对立与区域合作
在受瞩目的亚太经合会（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APEC）之外，重视经济发展的亚洲国家也积极推动次区域合作，包括谈判签署自由贸易协议或优惠关税条约。新加坡二○○三年与美国签订自由贸易条约后，亚洲国家纷纷扩大合作。中国与日本最近与东协达成相互减免关税的协议，朝向自由贸易迈进。印度为防止让中、日抢得竞争先机，也加强与东协特别是泰国的经济合作，经由大幅互减关税来强化在这些国家的地位。
由此可见，亚洲各国及全球主要经济势力在现阶段的经济竞赛中，一定得确保在大风吹之后，自己还能占有一席之地。在区域或次区域合作条约中缺席者久而久之必然成为输家。其中以台湾最具争议性。台湾GDP达二千八百六十亿美元，每年外贸金额更超过三千二百四十亿美元，居全球第二十二大经济体，很难想象它会被排除于亚太重要的合作条约之外。台湾必须尽快找到摆脱经济孤立的解决之道，否则其将来的全球竞争力会受到伤害。
政治制度对经济发展的影响
欧美国家常采用总体经济措施激励经济发展，比如政府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亚洲许多政府除这两种政策外，也常订定四到六年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因此经济学宗师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说，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在管理自由经济和其市场导向的活动，这只手在除澳、纽之外的亚洲国家，总会面临另一个层面的变量。政策操纵经济最严重的后果，便是西方管理理论基础的供需原则遭到扭曲。供应可能取决于特定政府规画人员、著名科学家、实业家和经济学者的判断，并由公家提供资金，以致根据市场需求反应来调节供应的基本原则，或是应用时机或规模不当，或是根本无法适用，最后损失的还是大众利益。至于由政府主导的投资计划，像日本经济产业省推动的先进电子材料、台湾政府推动的半导体、韩国政府推动的钢铁与汽车业，虽大获成功，却经常掩盖了政府支持的投资计划，多半白白浪费在非生产领域的事实。当技术专长只限于少数菁英团体，或做投资决策者没有利益回避，看在民众眼里会觉得政府十分腐化。
显然很多亚洲企业的表面下政府占有相当大股份。尽管要计算究竟政府对民营企业掌握着多少所有权并不容易，可是西方背景的企业高阶主管务必牢记，在亚洲，供应不见得是由市场需求所决定。政府在大多数亚洲国家的角色，与日常经济活动和重要商业谈判是不可分割的。
全能政府概念源自于日本、NICS和中国的经济成就，在亚洲多数国家的日常商业活动中随处可见。所以有经验的企业高阶主管在亚洲，必须不断注意顾客、供货商和竞争者的背景。当某个产业政府介入甚深时，西方人习惯的供需原则大半就无法适用。MIT克鲁曼教授（Paul Kruggman）分析得很对，一九九七亚洲金融风暴的主因在于尽管有大量外资涌入，投资报酬率却停滞不前，生产力也日益恶化。那些无力偿还的债务，当初大部分是针对短期营运资金需求而借，后来却流入众多投机性投资中，有些甚至是政府出面借贷或背书的。
透明指数及其意涵
亚洲很多政府习于由一小群特权人士掌管经济，所以在做出重大投资决定前，一定得仔细研究相关国家的政府施政风格。有一群德国社会科学专家及政治学者，采取能见度、效率、正直、政府法规取得难易度、政府招标对外资开放度等等西方标准，发展出一套针对各国政府的系统化评估法，称为透明指数（Transparency Index）。最近的亚洲各国透明指数排行榜见表1-5。
进行这类评估难免有主观成分在内，不过表1-5显现的一般趋势，与长期在亚太工作的企业高阶主管的看法相符。笔者对任一亚洲国家并无特定成见。事实上随便举几个企业治理失败的例子，如难看的美国恩隆（Enron）案与世界通讯（WorldCom，现名MCI）案，均证明贪婪腐化可存在于不分东西方的任何公司内。文化向来不是政府贪污与否的主因；人性普通存在的贪念才是规避制衡的缘由。本书只是提供一些在亚洲毁誉参半的公开数据。有些亚洲政府认为，这又是西方国家仅根据本身以往经验公布的另一份人权报告。有些则比较认真看待并会反省自身缺失。中国则派出许多共党干部，到亚洲贪污程度最低的新加坡和哈佛商学院等西方管理学校，去学习解决与其政治制度相关的诸多问题。企业高阶主管一定得对投资环境具备基本认识。毕竟正确的商业决策得建立在可靠信息和审慎评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