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的能耐，并非与生俱来。一个人能耐的大小，首先跟他所经受的历练有关系，同时也不可避免地受其所处环境的影响。对每一个中国人来说，无论他是管理者还是被管理者，其所具有的能耐理所当然地具有中国式特征。面对同样的问题，中国人往往有中国人自己的思维方式和解决思路。有时候，中国人解决问题的能耐和手段让外国人都觉得匪夷所思。那么，我们的这些能耐究竟从何而来呢，它最初是如何形成，并一代代得以传承下来的呢？对这个问题，恐怕我们要到老祖宗那里寻找答案了。
中国人能耐的肇端一直可以追溯到两千多年前，其时正值我国的春秋战国时期，战乱频仍,时局动荡。在那个尔虞我诈、弱肉强食的年代里，无论是个人还是一个国家，要想苟全于乱世，乃至谋求更大的发展，实在需要超群的胆略和卓绝的智慧。于是在当时的中国，涌现了一大批见识出众的时代精英，创立了各种各样的学派。精英们在各个诸侯国之间进行游说，希望君王们能采纳他们的学说，用以治国安邦、匡扶社稷。这些学派中，比较有代表性的有儒、道、墨、法、名、纵横、阴阳家等等，当时各种思潮竞相登场，堪称是我国思想史上百家争鸣的黄金时期。这些学派的思想之所以能流行，其目的诚然是为了国君巩固自身的统治、进而成就治国平天下之大业；但在客观上，他们对后世中国人的思想行为以及管理实践，都具有深远的影响。只要是中国人，无不从各家学说中汲取了丰富的人生智慧。可以说，中国人的能耐，跟我们祖先的思想启蒙是分不开的。
诸子百家中,影响较大的有儒、道、墨、名、法、兵诸家。其中,儒家源出于文士,墨家源出于小手工业者,道家源自于隐者,名家源自于辩者,法家多为贵胄之士,兵家多为行伍出身。各家学派的代表人物竞相开馆授徒,传授他们的专门才能或技艺,形成学派林立,各种思潮喧嚷纷呈的景象。
由于诸家的来路不同,各自的价值取向自然也不尽相同。道家多偏重村社自治体利益,崇尚“绝圣弃智”、“清净无为”、“小国寡民”,主张“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法家服务于王权利益,主张以武力平天下,以威权弹压民众,以法治国;墨家的主张是“强本节用”、“兼爱”、“非攻”,代表着贩夫走卒、劳苦大众的利益;儒家强调的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后来逐渐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
秦汉以降,墨家的影响渐趋衰微,此后盛行于中华大地的,便多是儒、道、法三家的主张。中国人的能耐,也多源出于此三家的思想。因此在讨论正题之前,还是让我们先来看看，我们的古圣先贤到底教会了中国人哪些管理能耐吧。
中国传统的儒家智慧
儒家思想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也是中国人安身立命的基石。可以说，今天中国人的为人处世，基本上遵循的是儒家的行为准则和道德规范。中国人判断事物的价值标准、说话做事的原则，所参照的基本上都是儒家的教条。儒家思想对中国人思想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影响，归根结底可以概括为下面几点：礼义教化、仁和观念、忠恕之道、德治仁政。
儒家的“仁和”思想
传统中国人的基本道德规范,就是儒家的规范。其中讨论最多、解释也最多的是“仁”，这个“仁”其实就是对人的态度。除孔子外,孟子的价值观在于“善”(以仁义为本),《孝经》则在于“孝”,《礼记》强调的是“礼”与“诚”。事实上,它们的来源都是孔子的“仁”,只是各自所强调的重点稍有差异。可以说，只有“仁”才是这一切德行的根本。
孔子作为儒家文化的主要代表。“仁”是孔子人生哲学的核心，也是其管理思想的理论基础。所谓“仁”，孔子说，“仁者,人也”，“仁者爱人”。我们一般把它理解为对人的同情心、友爱心。为了在人类社会普及“仁”的标准，孔子提出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从管理角度看，就是要把天下治理好，从而要求使国家、家庭与每个人联系起来，将仁德观念布于四海。为了实现这一理想，需要人人从自身做起，身体力行地发扬“仁”的宗旨。
就“仁”的价值取向而言,它是鼓砾人们去建立一种和谐的、谦让的和诚实的人际关系,并没有要求人去突破旧有藩篱以创造新规范,所以经常在重要关卡把人往老路上拉,对人的心灵造成很多束缚,如“见利必须思义”,“无恻隐之心就不是人”等等,几乎就是个人无法反抗的道德准则。这多少体现出一定的保守性,使得一些对社会有远见的人也往往裹足不前,只得在旧有的规范中因循下去。另外,这种强大的道德约束也使得个人的性格受到世俗上更大的压力,因为忠或不忠,孝或不孝把个人在社会上的地位区分得非常明显,似乎非此即彼,毫无其他的选择余地。于是,个人只得屈服于既存的社会规范,对常规和俗套表现出更大的谨慎与顺从。
孟子是孔子之后最大的儒学者，他发展了孔子以“仁”为核心的管理思想，其管理思想体现在《孟子》这本书中。孟子从他的政治、伦理主张出发，提出要把仁心“推己及人”，要保持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关系，以达到群体的安定协调。由此看来，先哲们的思想与西方的“团队”意识似乎有异曲同工之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