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义为本的伦理观
中国自古以来都被称为“礼仪之邦”，可见中国人无论是在人际交往还是在治国安邦等方面，都十分重视礼义教化的作用，也常用伦理制度来约束和规范人的行为。中国人常说，“礼多人不怪”，所以在人与人的交往中总是显得彬彬有礼，无论是因公还是因私的往来，总之礼数是要尽到的。在中国，有很多规范的礼仪习俗指导着人们的行为，它们从孔子时代就开始为国人所遵循，其精神一直延续到今天。如果跟人打交道不懂得礼貌，往往会被视作没有教养,而遭受大众的贬斥。
因此，如果跟中国人打起交道来，就一定要懂得礼数。中国人爱讲礼，因此规矩也多，稍有不慎就容易犯忌讳。而且，中国人很崇尚“礼尚往来”，也就是说，“来而不往非礼也”。这一点让许多初来乍到的外国人很难适应。其实在中国呆久了你会发现，很多通过正常途径难以解决的问题，却能在私下里通过私人关系解决。中国人谈生意，更多的是在酒局饭桌上，而非谈判桌前。大约他们认为，觥筹交错的气氛才算融洽、友好，而在谈判桌前的唇枪舌剑，多少有些不礼貌吧。
有人认为,正因为中国的礼仪制度太规范、太完善，而且它依托的是数千年以来的门第观念和等级制度，所以难免让人觉得有诸多的繁文缛节，几乎成了一些束缚人们行动自由的陈规陋习，很难有可取之处。其实这种看法有失偏颇，毕竟中华礼仪的形式是一直在变的，而且变到如今，早已面目全非了。现在我们在大街上，早就见不到打躬作揖、稽首施礼的场面了吧。但是，中国礼仪的内涵和精神却一直为国人所传承至今，留存在每个中国人的血脉里。
中国社会本质上是以血缘关系为基础，以亲情为纽带而形成的一个注重人伦、崇尚道义的有序社会。在这个社会中，等级森严、秩序井然。中国人的家庭观念是相当浓厚的，这一点要远甚于西方,家庭的和睦可以促成社会的团结和稳定，同时也形成了“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人文关怀，成为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中国传统的伦理观念中，提倡“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就是要求父母善待子女、子女孝顺父母，兄长要爱护弟妹、当弟弟的自然要尊敬兄长；此外，夫妻之间如果能做到“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也会被认为是一种了不起的美德。正是这样的伦理道德观念，促进了传统中国家庭的和谐与美满，使得整个中国社会稳定而有序。
当然，有时候过分的人伦纲常与亲疏之别也常常产生副作用，最容易导致裙带之风的盛行，以及为了小团体的私利而置大局于不顾。因为中国人的家庭观念和乡土观念过于浓厚，一个人一旦有了出息（例如做了官），很自然的就要为亲友或是乡亲捞点好处，所以对中国人来说，“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现象屡见不鲜，这恐怕也是很多腐败现象产生的根源之一。
此外，中国人的地域认同感也特别强烈，同乡之间往往会彼此照顾、相互提携，尤其是当他们在外地发展的时候。这种现象的产生，恐怕也是基于国人浓厚的乡土观念和对故乡的眷顾与依恋的情怀。在美国，我们就很少听说仅仅因为是老乡关系而成为朋友的。诚然,同乡之间的照顾提携有其合理之处,但在企业经营中，如何对因同乡关系而形成的非正式组织进行管理，却是很令管理者头疼的事情。
义利观
在中国人的传统思维中，“义”和“利”是一对永恒的主题，二者的矛盾冲突也最多,而国人长期以来都把它们视为对立面，多耻于言利。义利之争的起因，乃在于孔子的一句话：“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这样一来，几乎无人敢轻易言利，人人都为这种道貌岸然、冠冕堂皇的理念所束缚。不信你去问任何人愿意做“君子”还是“小人”,答案都会无一例外:“当然是君子”。
中国传统的义利观无疑是与现代商业理念和原则相悖的，重义轻利的文化传统使得中国数千年来的文化都是一种“官文化”而非“商文化”，唯有“仕途经济”，才是人生的正途。所以说，中国传统的土壤，确实不是诞生企业家的土壤。像孔乙己那样典型的中国人，穷困潦倒之际也不肯放下读书人的面子，实在是孔孟之道大大的受害者。难道面子就那么重要么？就算是不折不扣的“君子”，难道就可以不食人间烟火么？孔子提倡“君子固穷”,要求君子能“安贫乐道”,要求他们“食无求饱,居无求安”。虽然这是一种很高尚的理想,却无时无刻不在束缚着人的心灵。
不过如今的中国人，已经很少有这种顾虑了。他们所标榜的，正是“君子爱财，取之有道”。甚至是不义之财，只要有利可图，也照样会趋之若鹜。但是对于多数中国人来讲，更习惯于“藏富”而不是“露富”，更不用说“斗富”了。因此对于他们的财产，哪怕是正当取得的收益，也不喜欢让人家看到，而是千方百计地进行掩饰。一方面是避免背上“贪财鬼”、“吝啬鬼”或者“守财奴”的恶名，另一方面也免得树大招风,引发他人的觊觎之心。
其实,有些中国人口头上虽然视金钱如粪土,但是在内心深处还是把钱财看得很重的,正可谓是“道义摆口边,利字在心间”。这样的人,明显有些心口不一,多少让人觉得比较虚伪。从古到今,公开标榜自己的人生目标就是追逐财富,并且以炫耀财富为荣的中国人,毕竟不多。况且中国人大都崇尚节俭,如果有钱了就大肆挥霍,就会被人斥责为“暴发户”心态。
所以多数中国人就是有了钱也不愿意声张,安安稳稳过日子是他们最大的理想。在多数中国人看来,钱财乃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还不如用它为社会公益事业做点贡献。至于“为富不仁”,那更为中国人所不齿。但有时也难免会有例外。西晋的时候,就有石崇和王恺斗富的故事,听来令人咋舌;不过这两个臭名昭著的人物也都没有善终,落得遗臭万年的结局。我国解放后很长一段时期,人们对“发财”“致富”这样的字眼是讳莫如深、噤若寒蝉的。改革开放以后,确实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而且社会再也不提倡“贫穷即光荣”,压抑许久的人性开始爆发,结果一度走向另一个极端。近十年前一些“大款”挥金如土,动不动就“斗富”,人们甚至产生“笑贫不笑娼”的心态,引发社会拜金主义思潮严重,不过这股风头在今天早已成为历史的陈迹,国民的心态基本上恢复正常了。
但是若要问当今的中国人，在“义”和“利”之间会如何取舍，那就很难说了。估计他们多数都会选择后者，但一定要为自己找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其实对于这样棘手的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尽量不要让“义”和“利”对立起来。要让人们明白，“守义必有利，趋利须怀义”。那么对于管理者来说，如何通过两者的权衡与拿捏以达到最佳的激励效果，自然要费一番考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