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总喜欢一团和气，有时候为了顾全大局，哪怕逆来顺受也在所不惜。和平虽是美德,但若过分地求和,便趋向于文弱。中国人看重现实生活,善于享受人生乐趣,因此能够心平气和。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多数中国人阅世极深,所以知道和平是处世良法。我们的传统思想就多鼓吹和平、厌恶武力侵伐,中国人对于异族历来采取和平的手段,甚至对于仇敌也采取和好的政策。在中国历来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实践中，不乏“以德报怨”的先例。在中国古代，针对异域那些时常侵扰边境、觊觎中华的外族，就常常采取和亲安抚的政策，与之修好，力图免开战端。因此中国历史上，像汉武帝那样穷兵黩武开疆拓土的君主，实在是凤毛麟角；更多的则是“昭君出塞”、“文成和亲”这样的千古美谈。
而在社会生活中，多数中国人为了和和气气地对待别人,说话总是很委婉。有些中国人讨厌直截了当,喜欢婉转陈述,使人们往往把握不住他们的真意。许多中国人很少旗帜鲜明地表明自己的态度，很多事情不好直接拒绝就婉言谢绝,不好直接接受就婉转表述；即使是受到了别人的称赞，也总要或多或少地客气一番。如果就某一问题与人家意见相左，也很少针锋相对地当场就分个是非曲直，而是多在适当的时候以婉转的方式提出，免得伤了和气。此外，有些中国人总是担心哪怕一点点的小冲突,因而说话尽量客气,举止尽量文雅,行为尽量保持礼节。
中国人“求和”的性格作用在自己身上,就是知足乐观。中华民族具有知足常乐的态度,有些中国人较富于享乐的能力,对于当前生活求安而不求进，所以哪怕在忙里也想偷闲,苦中亦要作乐。这种安分知足思想,其实是由于古来各家思想已经深入民心所致。儒家学说既主张礼让不争，更提倡安分守命,教人安贫乐道,处之泰然。对于物质欲望,各家学派的共同原则都偏重于消极的节制,以求得内心的宁静,如儒家提倡“食无求饱、居无求安”,道家鼓吹清静无为,墨家提倡强本节用;这种克制物质欲望的主张,似乎都如出一辙。
当然，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与其社会化性格也是分不开的,中国人的社会化性格使中国人的伦理道德规范在社会中起到了不可估量的影响和制约作用。由于个人的行为倾向于社会取向,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关注社会的、整体的利益要求。社会的整体利益要求和谐和统一,和谐成了每个人的共同愿望,也成了社会的共同要求和规范。由此一来，对和谐的追求自然也就形成了中国人的求和性格。它表现为，为全局着想，人们不应当过于在乎自己一己之利,即使牺牲个人利益也应服从于整体利益的要求,这才是中国人的求和性格的实质。
另一方面,中国人的求和性格也加深了他们的社会化性格,求和的结果和目标是社会得以和谐稳定,这是符合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及个人的长远利益的,维护和谐的社会秩序、伦理秩序,使人们的利益焦点不仅放在个人身上,而且还放在社会整体上,人们关心这个社会,重视自己身边的其他人,其结果是人们的社会化性格不断得以强化,最终形成典型的中国人的性格气质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