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间（私人）侦探业的发展有三个较明显的时期。第一个时期也就是民间（私人）侦探业的产生期———１９９２年，邓小平南巡以后，随着国家宏观政策管理的放松，整个社会人心思变；另一方面，经济的增长，对外贸易交往的扩大，也给了一些先知先觉者以灵感。
一、产生期（1992年～1994年）
最早的是上海，1992年年底，以上海端木宏峪为首的几名资深刑侦专家成立了建国以来大陆第一家民间侦探（调查）机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主要承接民事案件调查取证、企业与公民个人安全咨询一类的业务。消息传开，很快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国内多家媒体都对这一具有开创性的新生事物进行报道。
随后沈阳的孟广刚（原沈阳市某派出所所长）、成都的魏武军（在军队中从事过侦察工作）在１９９３年又相继成立了沈阳克顿调查事务所与成都协力民事调查事务所。按照这两位可算中国民间侦探业最早一批“吃螃蟹”者的说法，他们都是先从事过公安、部队侦察工作，然后又由于各种原因对社会接触较多，深切地感受到，随着我国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社会转型的深入，社会多元化趋势有所加强，人与人的关系、企业与企业关系较之原来计划经济时代更为复杂，在这样一种背景下，一部分人由于企业竞争、解决人际纠纷的现实需要，对专业调查与安全的服务要求越来越强，而这样一种更具商业契约性与个性化的安全与调查服务恰恰是传统公共执法机关所难以满足的。于是，孟广刚与魏武军也正是看准了这一急剧扩大的需求趋势，分别开办了自己的调查事务所。不过在当时，孟广刚与魏武军的营业（受案）范围还是比较有限的———主要以诉讼证据的调查与收集、查找恶意转移隐匿的可执行财产、一般性的资信调查、打假、婚外恋调查为主；与此相应，他们事务所的正式成员一般也不多，况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此类事务所要招到合适的人员也不容易。魏武军１９９３年在成都登过一个招聘广告，一下子来了几百人，其中不少是退休的公安干警与军队退役人员。但是后来经试用，绝大多数都不太适合实际工作。这里边一则是多数人确实缺乏专业调查的能力与经验，二则要在没有政府机关支持的情况下，靠个人能力获得信息、收集到有关证据，这对调查员的综合素质确实是一个很高的要求。也正是因为这一行业当时确实显得过于新潮，社会观念、人们的意识乃至此行业自身的专业能力都还有很大的不确定性，虽然后来陆续还有一些人试图成立此类机构，但大多没有成功。在政策方面，１９９３年年底，国家公安部鉴于当时未经注册的“侦探”们出现得过多、过猛，兼之这种机构与调查行为确实很难管理调控，容易导致一系列负作用，专门发出“禁止开设‘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的通知，通知具体内容包括：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开办各种形式的民事事务调查所、安全事务调查所等私人侦探所性质的民间机构。明令禁止的“业务”包括：受理民事、经济纠纷、追讨债务以及安全防范技术咨询、涉及个人隐私的调查等。公安部的通知一下，工商部门随即也对各地的此类机构进行了取缔。大部分注册业务面过宽，经营方式出格或无正当手续的此类机构都被取缔，作为国内第一家侦探机构的上海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也由于种种原因停止了营业。沈阳的克顿调查事务所与成都协力调查事务所虽然没受到这次整肃的太大影响，但各方面行动也开始转为低调。整个民间侦探业一时陷入了相对沉寂的时期。
二、沉寂期（１９９４年～１９９８年）
民间的侦探机构虽然被限制了，但是此类业务却没有停止开展，对侦探类业务感兴趣的公司与个人越来越多。在广东珠江三角洲与上海长江三角洲一带，经济的高速发展，涉及到经济纠纷的法律类事务越来越多，由于在这些案件里，一方当事人隐匿毁灭证据、转移可执行资产已经成了一个普遍现象，一些律师事务所为了打赢官司并帮助自己的当事人真正获得赔偿，开始有意识地在事务所内设置调查部一类的机构，专门为本所或有关委托方进行专业的取证调查服务与可执行财产的查找服务。在这类部门中，由于其高度的专业性与工作本身的危险性，律师能够参与和愿意参与这类调查的并不多。
打假在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后期的中国，也是一个方兴未艾的新兴业务领域。由于制售假者手法与能力不断增强，以及黑社会势力搀杂其中，打假开始变得越来越困难与危险。单靠一般工商部门的调查能力与手段，已很难对制售假行为进行足够的遏制，公安机关由于其他经济类案件的大幅上升，真正能倾注在打假上的力量与精力也很有限。在这样一种情况下，国外跨国企业的在华代表处与一些国内知名企业纷纷求助于专业打假公司，而这些打假公司的开办者与骨干恰好大多也就是当年侦探公司的从业者。
此外，国外大型的侦探机构也开始进入中国，如世界上最大的民间侦探机构之一平克顿公司（它的业务范围很宽，但目前在中国只是为跨国集团提供打假方面的知识产权调查服务）、克罗尔联合（KROLLASSOCIATION）①以及英国最有行业影响的知识产权调查公司罗思国际等相继进入中国，并逐步扩大了它们的业务影响。
企业自身也是这类侦探类工作的积极推动与参与者。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后期，中国国内买方市场已基本形成，企业间的竞争日趋白热化，加之市场秩序本身的不健全，不正当竞争行为屡屡发生。企业用工流动性的增加，也带来了员工违法违纪事件的增加，收受回扣、出卖公司机密情报、侵占挪用公司财物的事层出不穷。而通常在事态发展还不是不可收拾且容易给公司形象带来不利影响的情况下，企业是不大愿意司法机关介入的。于是，各大型企业集团纷纷组建法务部，招募具有调查与情报收集能力的专业人员，对内对外开展各种反不正当竞争、防范与查处内部违法违纪案件的工作。以某大型保健品集团为例，其法控中心就包括综合处、法务处、监察处、保卫处、反不正当竞争处、督办处与特勤处等众多部门处室，对企业内部违法违纪案件防范与查处、市场纪律监察、知识产权保护、合同管理、涉诉案件处理、工商税收事务、防范与查处商业间谍以及其他不正当竞争行为进行专门地操作，负责此类工作的很多人都是退役的司法机关干部、军官及有过侦探工作经验的人士。
三、发展期（１９９８年至今）
时光流转，到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末，随着中国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整个社会与国际惯例的接近，民间侦探业又迎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一方面是企业与公民个人对此类专业调查服务的需求已越来越强烈；司法体制的改革，使得整个审判过程越来越具有权威性与公开性，这也就使得证据的收集与诉讼标的执行越来越被当事人看重；由此对一种能真正提供各方面专业调查服务的民间机构存在的必要性，社会也开始逐步认同。另一方面，随着观念与社会的变迁，大批原司法机关、军方辞职、转业及下岗分流的有关人员纷纷进入这一行业，使得此行业从业人员的整体素质有了很大提高，其法制意识与服务意识亦均有加强。这一切也都促使社会包括政府职能部门的有关人士对此行业有了不同的认识———有一种观点就认为，社会对这一行业的需求是实实在在摆在那里的，加入WTO以后更会如此，与其让这些人现在这样不公开地从事这类服务（这样要难管理得多———特别是对那些企业内部设立或挂靠的相关机构而言），还不如在加强管理与调控的情况下适当予以放开，先看看正负面效应再说。
随着社会环境、观念的变化以及官方的默许，民间侦探业在１９９８年以后的这几年里获得了长足的发展。
首先是知识产权保护、打假服务具有较强官方背景的北京中联知识产权调查中心，走过了几年较沉寂的时期，其营业额与业内影响急剧提升。按其自己的说法，该公司系中国大陆第一家知识产权领域内的专业调查机构，现为国际商会反假冒情报局中国区惟一会员。其总部设在北京，并在广州、上海、杭州、沈阳、厦门设有办事处，在国内其他重要城市亦设有联络点或协助机构，现有调查及管理人员１００余名。并且被认为是中国目前最专业、反应最灵敏的知识产权侵权调查及打假的民间机构之一。
同样能提供综合性商务安全服务，但更侧重于反保险欺诈、资信调查服务能力的斯缔尔商务调查中心，也逐步从其母体———著名的隆安律师事务所调查部中脱离出来，正式成立了公司。目前在中国全境（包括台湾、香港和澳门两个行政特区）及境外斯缔尔都能提供以防止商务欺诈调查、诉讼前后证据调查、资信调查等为主的专业服务，而且斯缔尔也是中国“３１５”行动的指定调查机构之一。斯缔尔商务调查中心比较重视与海外同行的交流与协作，先后与国外ABI英国调查员协会、CFE国际公认检察官反欺诈协会、CII国际调查员协会、NAIS美国调查专家协会等协会组织建立了一定的协作关系。在进行涉外调查时，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成员单位的协作。
中侦网是成立时间不很长，但背景让人颇费揣摩的一家调查机构，按其自身的说法，它是一个为促进与中国律师大联盟、与国际律师大合作的专业法律服务联盟，其业务范围包括证据调查、打假调查、商业情报调查、反腐调查、行踪调查、信用调查、婚姻不忠调查、中侦镖局（个人保安服务）、司法鉴定等。其在国内外众多城市都设立了办事联络机构。
此外，传统的外资的机构也进一步在国内扩大它们的影响，目前平克顿已在中国多个城市设立了办事处，而且与国内几家知名的民间调查公司也建立了一定的协作关系，据称还曾有过收购某几家已有一定知名度的国内调查公司的意向。罗思国际已经在北京、上海、广州建立了三个代表机构，并有进一步加大在中国市场上参与力度的计划。克罗尔联合也分别在北京、上海设立了办事处。
（一） 上海
做为中国２０世纪９０年代最具活力的经济城市，上海的民间侦探（调查）公司继最早的社会安全咨询调查事务所成立与停业后不久，又陆续地出现了好几家。其中，上海白玉兰商务咨询调查有限公司就是上海地区较早获准进行商业安全调查、资信调查和公司竞争等业务的商务调查机构。嘉意商务咨询有限公司是另一家业务范围以企业资信调查、知识产权侵权调查、民事诉讼调查为主的专业化公司。
（二） 广东
由于当地经济发展程度较高，且在改革开放中也一直具有敢闯敢冒的精神传统，在这方面自然也是不甘人后。在这几年里，一时间呼啦啦冒出来十多家商务及民事调查机构，成立较早、正式注册且已有一些成功案例的有：广州的恒旭（ZIC）商务咨询公司、大野商务咨询公司、精锐商务咨询公司、猎证商务咨询公司等。其中，恒旭（ZIC）公司在广州算成立较早的一家调查类专业公司，在四年多时间里，其客户包括美国HP、荷兰HEINEKENBEER、美国GE、美国DOWCORNING、新西兰ANLENE、香港ASM及中国TCL等近百个国际国内知名品牌，在南中国地区的业内同行中享有较高的声望。精锐商务咨询公司也是广州比较早的一家调查机构，宝洁在中国最早的打假业务基本为其一家所包揽，其实力可见一斑。猎证商务咨询公司最早是由香港人在大陆创办的，前几年在业内很有影响，近期已被一家外资机构收购，其行事亦比原来低调了许多。
深圳猎狐商务调查公司是南方第一家正式以商务调查为名注册的侦探类机构。它是由西南政法大学的几名资深刑侦专家牵头成立的一家调查机构，其调查员亦主要来自于这所在国内政法教育系统颇享盛名的专业政法院校。后来虽因为某些原因，猎狐内部出现了一些问题，但其专业能力、调查骨干的主体仍被深圳亨特尔商务调查公司继承和发展下来。
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作为国内此行业先驱的沈阳克顿调查事务所与成都协力民事调查事务所自然也不甘人后，克顿与协力的负责人孟广刚、魏武军分别来到了北京与上海，据说其业务重点亦将从其本地向沿海转移。此外，两人频频在电视与报刊媒体中露面，以致分别被媒体称之为“中国私人侦探第一人”与“二奶杀手”。
（三） 其他地方
较正式获得了工商注册的也不少，时间稍长的像哈尔滨的迪克、兰州的求实、青岛的环宇、武汉的磊派、西安畅达、重庆邦德等。此外，南京、长沙、杭州、福州、南宁、温州也陆续成立了类似的机构。其中重庆的邦德、贵阳的波洛与杭州万马律师事务所下辖的社会公众调查中心更是敢为天下先，２００２年１２月、２００３年１２月分别作为发起人筹办了国内民间调查业的第一次与第二次峰会。
总的说来，整个民间侦探业再次出现了百舸争流的大好势头。在这样一种趋势下，我们不禁要问：为什么在政府与法律界对民间侦探业观点不一、地位未定的情况下，中国民间侦探业却不但顽强地存活了下来，甚而出现了燎原之势呢？这就是我们要讨论的第三点———中国民间侦探业产生的原因与基本背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