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利益及地方保护主义在比较正式的文本中已经成为了某种“邪恶”和不道德的代名词，但这并不能否认在合理的宪法安排下地方政府寻求地方利益的合法性。然而，在当下中国，被遮掩在地方利益合法性背后的往往是少数权力集团成员的寻租过程。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症结。换句话说，以地方公共利益的名义并使用公共权力来牟取权力集团的个人利益，已经是当今中国地方主义的一个本质的特征。某些地方政府在维护地方利益名义下对证券市场的广泛干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
作为一种体制和文化，庄家就是一种中国病，一种中国式的改革综合症。从这两个方面看，尽管庄家可能改头换面，但中国的庄家时代还远没有结束。
我们反复试图阐明，庄家，作为中国证券市场的“恶”之渊薮，并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在它背后，有我们看不见但非常强大的制度支持。这当然不仅仅是指证券市场制度本身，更是指作为支持中国证券市场制度的更加基本的政治及经济制度。从本质上讲，坐庄，其实就是权力寻租的过程。没有公共权力的介入和庇护，中国的庄家现象就远不会像今天这样泛滥和持久。在权力持续且大规模地介入中国股市的过程中，某些地方政府的确起到了相当关键的作用。
与政府权力涉入所有其他的经济领域一样，地方政府权力对中国证券市场的渗透是广泛和深入的。从对上市指标的垄断，到对当地上市公司的行政控制；从对本地证券公司及投资公司的掌握到对本地其他中介机构的强大影响力，政府不仅是上市公司的主人，也是二级市场上的最有实力的“投资者”。在中国，只有政府才具备完成一次成功炒作所需要的完整而复杂的全部条件。如果我们仅仅将“坐庄”看成是资本家对地方权力的一种贿赂，那可能远远还没有逼近事物的本质。经常的情况是（如果不是全部的话），庄家不过是权力的傀儡。没有权力的魔杖，庄家的炒作就可能变成钢丝绳上的舞蹈。而浮在水面并经常被我们所指控的那个“庄家”，不过是这个复杂权力链条中的一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