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7节 以地方利益的名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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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地方利益及地方保护主义在比较正式的文本中已经成为了某种“邪恶”和不道德的代名词，但这并不能否认在合理的宪法安排下地方政府寻求地方利益的合法性。然而，在当下中国，被遮掩在地方利益合法性背后的往往是少数权力集团成员的寻租过程。这恐怕才是问题的症结。换句话说，以地方公共利益的名义并使用公共权力来牟取权力集团的个人利益，已经是当今中国地方主义的一个本质的特征。地方政府在维护地方利益名义下对证券市场的广泛干预，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证。
一种含混但却被轻易接受的观点认为，地方政府对证券市场的干预往往是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那么，这个地方利益究竟是什么呢？虽然谁也不能给出令人信服的答案，但按照一般的理解，大致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地方政府可以通过股票上市来转嫁当地的财政负担，并进而促进当地的经济增长。第二，政府出于维护本地的形象，树典型，求政绩，并在上市公司方面与其他地区竞争。第三，围绕本地上市公司产生了一批利益群体，这个群体特别有动力推动当地政府的干预。
这些被广泛接受的说法，虽然没有说错，但却比说错更容易产生误导。因为它没有揭示本质反而掩盖了本质。我们先来看第一种说法。
不错，地方政府的确可以通过股票市场来转嫁当地的财政负担，上市公司越多，圈的钱也就越多。但所有的数据都说明，上市公司的直接融资跟间接融资相比是一个非常小的比率。也就是说，通过上市公司融资能够为当地经济带来的收益与其他渠道相比是非常小的。起码，这种收益与我们看到的当地政府为上市公司所付出的成本是非常不对称的。这种不对称，在许多地方政府对当地上市公司反复注入资源以进行所谓资产重组的过程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些重组案例中，许多地方政府实际上是在大做赔本买卖。这足以说明，上市融资很难为当地政府带来足够的激励。而在大量资产重组的案例中，这种激励甚至经常是“负”的。所以，地方政府为了本地的经济利益而干预股市的理由并不成立。至少，它不能成为一个主要的理由，这是第一种理解。
第二种理解就更不得要领。不管在正式和非正式的标准中，地方官员的提拔从来就没有与上市公司的数量挂过钩。如果上市公司的数量与地方政府官员的政治前程有某种强相关关系的话，那么，今天中国的上市公司恐怕就不止1000多家，而是要远远超出现在这个规模。就像我们看到，一旦文凭成为官员之间重要的竞争砝码，各级官员中就立即充满了博士、硕士一样。所以，所谓地方政府干预上市公司是为了“面子”和“形象”的说法，更是一种远离问题本质的无稽之谈。
第三种说法似乎比较接近事情的真相。但问题是，“围绕上市公司所产生的一批利益群体”究竟是谁？是一大群人，还是那些关键的“少数”内部人？一个上市公司在一个地方影响的群体其实很小，而能够在上市公司相关操作中获益的人可能就更微乎其微。所以，所谓围绕上市公司所形成的地方性“利益群体”，仍然是一个十分夸大的说法。只要稍加分析，我们就会发现，真正与地方上市公司利益攸关的只有极少数人。说白了，他们就是那些掌握着上市公司命运的地方权力集团。只有这些人，才能够真正从围绕上市公司的各种活动中，获得与他们所冒风险相称的巨大利益。毕竟，地方政府围绕上市公司所做的种种安排，不仅违规，而且经常有违法的嫌疑。没有巨大的个人利益的驱动，甘愿冒违法的风险去为当地的广大人民谋利益，这当然只能是欺人之谈。
很清楚，所谓“地方利益”不过是一个口号，一块并不高明的遮羞布，其中包裹的不过是地方权力集团成员的个人私利。其违法的本质也根本不是地方政府的违法，而是少数权力阶级成员的违法。在这里，地方利益的合法性被彻底滥用了，它变成了某些权力集团巧取豪夺的合法性。
如果我们对这个结论还有什么怀疑的话，“康赛事件”中涉案人员的身份可以加深我们的这种印象。康赛，湖北黄石的一家上市公司，在一系列造假和操纵内幕曝光后，已经成为官员和上市公司合谋的“典范”。在多年的欺诈活动中，这家公司牵涉的各级官员多达上百名。以下就是“康赛案”部分落水官员的清单：
姓名徐鹏航
原职务原国家经贸委副主任
所受处分撤职，留党察看两年
犯罪事实受贿康赛股票121万股，获利113万元
姓名吴文英
原职务原中国纺织总会会长
所受处分撤销全国政协常委资格，留党察看两年
犯罪事实受贿10万股内部职工股，获利89万余元
姓名陈家杰
原职务湖北省黄石市原市委书记、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正厅级）〖ZK〗〗
所受处分2000年1月28日被依法逮捕
犯罪事实违规购买康赛原始股票5万股，获利35万元
姓名张维先
原职务原湖北省政府副秘书长
所受处分留党察看两年
犯罪事实收受康赛内部职工股5000股
姓名贾虹
原职务原湖北省民政厅副厅长
所受处分留党察看一年，降低一档职务工资和一级级别工资，职级降为正处级
犯罪事实违规购买康赛内部职工股票1万股，从中获利4万元，并收受现金5万
这个名单虽然很不完整，但已经足够让我们看清，在所谓地方利益的名义下，从事上市公司非法欺诈活动的主要受益者究竟是些什么人。很显然，除了童施建和张建萍等少数几个原康赛公司高管人员外（从本质上说这些所谓企业高管大多数也仍然属于传统的行政系列），绝大部分都是本应该与企业正常经营活动无关的各级官员。这些权力集团的成员才是各类证券欺诈案件的真正主角，但他们却与我们平时想象中那些手握重金、智慧超人的证券欺诈者的形象相去甚远。
同样的情形，我们也可以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另外一只出尽风头的股票上看到。环保股份，中国证券市场第一只环保概念股票，自从1997年5月上市之后，股价持续走高。最高涨幅达到10倍左右，风头一时无两。但这个二级市场上的惊人暴利又是从何而来的呢？
原来，惊人暴利背后的业绩支持，完全是靠沈阳市政府不断的财政注入。沈阳市政府不仅为这家公司提供了巨大的财政补贴，而且还不断许诺注入所谓优质资产。这个“业绩”背景与环保股份二级市场的炒作配合得如此天衣无缝，只有傻瓜才相信这不是操纵。但又有谁能够动用市政府的公共资产来进行股票操纵呢？答案再明朗不过了：沈阳市的政府官员，是能够掌握沈阳市国有资产命运的政府官员。“慕马案”（原沈阳市市委书记慕绥新、市长马向东腐败大案）曝光后披露的部分事实将环保股份的股票操纵直接与地方权力集团的腐败联系在一起。据报道，原沈阳市市长慕绥新的前妻贾桂娥就收受过100万股环保股份。很容易推论，在环保股份的操纵中获利的绝不是贾桂娥一人。
与所有股票操纵有相同的特征，环保股份也有大量内部职工股。经过反复送配，到这批职工股上市的时候，其数量已经达到4914万股，持有者的获利达到几十倍。很有可能，环保股份的连续多年的市场操纵就是冲着这一批职工股上市来的。
慕绥新、马向东两位大人物在位的时候，环保股份几乎每年都有大笔财政补贴进账，业绩也随之突飞猛进，“慕马案”的爆发，却一夜之间断送了环保股份在中国证券市场的“幸福生活”，也终止了环保股份的成长神话。一个上市公司的兴衰与一批地方官员的命运联系得如此紧密，只能证明，环保股份的幕后庄家实际上就是沈阳市的一小撮权贵。正是这批人，在环保股份的操纵中轻易获得了普通投资者不敢想象的无风险利润。显然，地方权力集团在“康赛”与“环保股份”的股票操纵中所显露的作用，并不仅仅是孤立的个案，而是具有普遍的代表性。
在中国证券市场十余年的发展中，地方政府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表面上看，及至1999年“5·19”行情之前，中央政府一直扮演着某种规范和防范风险的角色，这很容易使人们将中央政府的博弈对手简单地想象为某种民间自发的力量，但事实并非如此。除了最初阶段，民间的自发力量起到主要推动作用以外，中国证券市场始终是中央权力与地方权力的舞台，在这个舞台上尽情舞蹈的是在改革中毫发未损的行政权力，而绝不是新生的民间或民间资本。民间或民间资本的参与，不过是这一出传统剧目的新道具。“政治权力”的导演们意图通过这种别致的方式告诉我们：看，这是一场全新的历史演出，赶快参与吧，你也有机会!
但主角就是主角，在这场史无前例的资本游戏中，民间及民间资本扮演的只能是配角和牺牲的角色。这种权力的独角戏，在地方政府对上市公司反复的重组中，其性质会呈现得更加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