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个不确定的因素是墨西哥的新总统厄内斯托·塞迪略。塞迪略过去是一位经济学家，在墨西哥和美国受过教育，拥有耶鲁大学博士学位。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位我们将要贷给他200亿美元的人，而且美国行政当局中也没有人熟悉他。对于塞迪略会下多大决心推行该计划所要求的艰难改革，我们没有把握。而且我们需要确定奥尔蒂斯在与我们进行的所有谈判中，是在执行总统的意图。所以，在与塞迪略进行的一次电话交谈中，我建议派拉里去墨西哥拜会他。塞迪略认为这是个好主意。
这次访问涉及美墨两国存在的实质和观念上的困境。从实质意义上说，我们的经济学家提出了一系列计划，改革墨西哥各方面的经济政策，重建信心。但如果我们把这些措施强加给墨西哥，这个计划就不会起作用。我们必须与墨西哥官员达成心领神会，必须由他们出面推行这项计划。公众的看法问题是相互联系但又明显不同的。一方面，我们不想让墨西哥公众觉得我们在冒犯他们的主权；另一方面，我们希望美国公众清楚地感到，我们正在向墨西哥施加严格的经济条件，使其保护美国投资者的钱。这两种相互矛盾的要求之间的紧张一直充斥着我们的讨论。我们花费了大量时间，优化我们的公开声明措辞，以免在某一方面出错。
在这次访问前后，我们以秘密的形式解决了看法问题。在黎明前拉里和戴维·利普顿出发执行任务时，我们提交了动用空军飞机的总统令。为了保证他们访问的秘密性，我们采取了各种措施，幸运的是没有人看到他们溜进和溜出墨西哥城总统的住宅。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主要焦虑缓解了。拉里回来说他对塞迪略的印象极为深刻。这位新总统非常清楚他正在做的事。而且，塞迪略非常相信奥尔蒂斯。我们不必再担心他的谈判代表超出他的授权。
而且塞迪略总统坚定地承诺进行经济改革，尽管他的国家面临着困难。这一改革的最重要方面是利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曾谈妥月息2%的利率。但通货膨胀率可能达到4%或5%甚至更高。我们希望恢复人们对比索的信心，但我们知道，如果因为回报率在实际意义上是负数即如果利率低于通货膨胀率，人们的财产贬值，就没有人愿意持有比索。但墨西哥代表团在华盛顿谈判时拒绝制定更高的利率。在与塞迪略的会谈中，在就救援计划涉及的各种问题进行了45分钟礼貌的会谈后，拉里提出了这个问题。塞迪略想了一会儿，然后说：“我在墨西哥银行工作时一直写文章说墨西哥应当有积极的真正利率。现在不是抛弃那种观点的时候。”虽然一些批评者提出在金融危机期间需要实行高利率，但从两个相互关联的理由来看，这一办法在墨西哥绝对是至关重要的。它带来了信任，现在政府可以依靠受到信任的政策恢复稳定，而且在人们的信心恢复的情况下，高利率为投资者提供了可观的回报率，吸引他们继续持有比索。
2月16日，我在16街的杰弗逊餐馆举行了一场晚宴，这是一家让人感觉很愉快的老字号餐馆，在我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里，它就像是我的家一样。在这家餐馆的后部的一个单间餐室里，帕内特、伯杰和我们财政部处理负责墨西哥危机的其他人聚在一起，最后一次审查即将开始执行的计划。我希望在几天之内签署一项协议，承诺美国向墨西哥提供200亿美元贷款。尽管我们在任何时候都有单方面退出的权力，但这是我们改变主意的最后一次真正的机会。
在以前的讨论中，拉里已经非常清楚地阐述了他的分析以及风险。在理论上，如果墨西哥提供一个足够高的利率，那么人们，不管是普通墨西哥人还是外国投资者就会选择持有比索而不是根据特定的汇率购买美元。人们对政府政策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牵头的财政援助成功恢复金融稳定的信心越大，需要鼓励投资者持有比索的利率就越低。但如果人们担心该计划不起作用，即担心由于利率汇率进一步下跌和通货膨胀加剧，他们的比索可能会迅速贬值，给比索造成更大的压力，并进而造成一种恶性循环，那么他们就会要求实现一种高得惊人的利率以补偿他们所冒的风险。而随着利率的攀升，我们可能会达到这样一种地步，即更高的利率可能实际上对于吸引投资起到了副作用。更高的利率不但没有吸引投资和增加对比索的需求，反而通过迫使政府的债务负担达到不可避免地拖欠债务的程度，或者引发早已脆弱的金融体系的崩溃，减少对比索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这项计划将会失败，而我们动用“汇率干预基金”的数十亿计的美元贷款仅仅是在资金大量涌出墨西哥之时，资助了一些资金外逃。拉里、艾伦、工作组的其他人和我不知花了多少时间，试图估算出究竟多高的利率合适而又不至于过高。但如果利率上升到高于可能吓跑资本的水平之前，没有足以吸引资本的高利率又会怎么样呢？
利率问题是最关键的问题，但其他政策对于重建信心、恢复增长也是至关重要的。这些政策包括承诺实现浮动汇率以避免以前危机的再次发生；制定表明政府能够处理其债务负担的预算计划；改革金融系统，这次危机暴露出这一系统已接近破产；进一步增加透明度以使投资者感到他们掌握着相关信息。政府推进强有力改革计划的承诺越可信，汇率所承受的压力就越小，墨西哥在利率问题上就会有更大的回旋余地。
就在我们在杰弗逊餐馆喝咖啡的时候，我在各个桌子间来回走动，让所有人提出他们认为这项计划成功起作用的可能性。曾作为阿尔巴尼亚第一个民选政府顾问的丹·泽利克经历过真正的经济瘫痪，他认为成功的可能性仅有三分之一。拉里认为我们成功的机会要大得多但没有给出成功的概率。戴维·利普顿做出的估计最乐观：成功的机会在50%以上。令人吃惊的是，所有人都认为我们在冒一个巨大的风险。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项计划有两个明显不同但又相互交织在一起的风险。首先是墨西哥政府可能根本就无力推行重建信心和重新吸引私人资本所需的棘手的措施。其次是从美国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方资金可能不足以在墨西哥进行政策改革时为其提供所需的喘息之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官方资金的承诺越大越确定，可能需要的资金就越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