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问题更为复杂的是，我们在西方七国集团中的伙伴还在抗议康德苏做出的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额外出资100亿美元的决定。作为回应，康德苏建议重新制定我们之间的协议。2月21日早上，也就是我们与墨西哥政府签署协议的那天，康德苏告诉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只能提供78亿美元，外加其他渠道的一些资助。这与他最初的承诺是不一致的；现在他提出，只有把另外的100亿美元作为来自其他国家的双边贷款，类似于我们通过“汇率干预基金”做出的承诺，他才能够提供这笔资金。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个问题，因为墨西哥需要所有这178亿美元，而我也一直告诉国会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金额为178亿美元。我很同情康德苏的艰难处境。但对他来说，这样做将会损害这项计划并严重削弱我们在国会的信用。
康德苏曾在困难的情况下发挥了强有力的领导作用，我也一直很尊敬他，但现在说这些无济于事。当时利昂坐在我办公室里，我给康德苏回电话说：“米歇尔，我们不同意这种做法。如果你坚持，我就走出办公楼发表公开声明。我们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宣布是你改变了这项协议。我不打算再推行这项墨西哥计划。”
米歇尔说：“你不能那样做。”
我答复说，我们真的会那样做。当时的情况是戏剧性的，但最后，康德苏又回心转意了，因此我们与他的关系没有受到损害——这种关系在以后的岁月里极为重要。总的来说，我的态度是尽量照顾到双方的立场，致力于寻找共同立场。但有时候，除了冷静地坚持自己的强硬立场，别无选择。
我们按计划当天在财政部大楼现金室签署了墨西哥救援计划。当年美国民众曾来到这里用纸币兑换黄金。选择在这里签字似乎很合适，因为停止“金本位”和建立“汇率干预基金”使得我们有可能采取现在的这一行动。但我们都很忐忑不安。在签字结束后，我和西尔维亚·马修斯以及另一位高级顾问戴维·德雷尔一起默默不安地走回我的办公室。戴维想用幽默消除这种紧张，他开玩笑说：“我猜想，我们再也见不到那笔钱了。”西尔维亚和我没有笑。现在看来这个幽默很有趣，但当时却不然。
一两天后，市场对该协议的积极反应逐渐消失，市场再次下跌。拉里来到我的办公室提出要辞职。当时是午夜大约11点，我们都还在工作。拉里感到他个人对一次可能失败的努力负有责任。我对他说，他谈到辞职的做法是荒唐的。我虽然理解拉里如此敏感地想到自己的责任，但我对他说，我们其他人和他承担的责任是一样大的，他过于从个人角度看这个问题了。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正确的，我们共同参与了这件事。我们无论如何需要坚持下来并做完这一工作。
在随后的几个星期里，我们都感到了压力。杰夫·谢弗后来给我讲了当时的一件事，他们在巴尔的摩坎登亚德举行的一场棒球比赛前在一起喝酒，那是他们少有的一次晚上出去放松。当一位朋友向他问起“保释”墨西哥的事情时，“保释”这个词让杰夫等人非常生气，他马上反应说：“那不是保释！”他的声音如此之大，以至于那个拥挤的酒吧里的人们都停止了说话。
我没有和任何同事谈论我自己的感受，但我也一直在考虑可能的失败会给我造成的影响。损失200亿美元的公共基金，尤其是在这样一个有争议的和显著的问题上，会严重损害我作为财政部长的形象。但即使是我辞职，我还要处理这一问题。想到我曾经在白宫帮助建立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现在该委员会正在很好地运转，我的感觉好了一些。不管以后发生了什么，没有人能够否认我的这一功绩。
因为市场持续下跌，拉里和我与吉列尔莫·奥尔蒂斯进行了一次艰难的电话交谈。这是在我们签署了协议之后但在支付第一笔款项之前。当我们解释说形势看起来很不妙时，吉列尔莫尽管声音听上去很紧张，但他试图为我们描绘一个比较乐观的前景。我们没有被他说服，但我们也明白，他几乎无能为力。打完电话，我们直接去白宫罗斯福房间与帕内特和伯杰一起开会。我认为，根据当时的形势，我们有责任提出是否行使我们单方面退出这项安排的权利的问题。
此时，“任由墨西哥局势发展”将会使墨西哥拖欠债务的可能性变为几乎确定的现实——但我认为我应当提出这一问题，即使我个人相信我们会取得进展。其他人对我的问题报以吃惊。对于我竟然提出要考虑不继续执行我们早已同意的计划的做法，只有人事部副主任厄斯金·鲍尔斯表示赞同，他和我一样，曾做过投资银行家。利昂认为这种选择不可行。行政当局既然对一项行动计划做出了承诺，就要信守诺言，即使失败的几率增加了。行政当局出尔反尔的代价，也就是说失去信用的代价将是非常巨大的。另一方面，我想像了国会召我去参加听证会，劈头就是一顿指责。“怎么样，部长先生？你想过没有，把美国纳税人数十亿美元的钱借出去就可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很小，而你还是把钱借出去了？”
那次讨论反映出在华尔街和在政府做决策的不同。即使是情况发生变化了，也有一股强有力的力量推动遵守和执行总统的决定，因为整个世界都在看着我们是否遵守承诺。信用和可靠性是强大的价值。所以，改变方向有时或许比推进可能错的事更糟。在私营领域，可靠性和信用也是非常重要，但你可以更容易地改变过程。如果华尔街的一位证券商人决定减少其损失或一家公司的老板从遇到麻烦的生意中抽身，没有人会抱怨他们的不始终如一。另一方面，经常有这样的时候，尽管会损害信用，但也应当改变政府原先的重大决定。虽然我认为现在还没有到这种程度，但我认为应当提出这个问题。
3月9日，也就是我们准备发放第一笔30亿美元贷款的那天，比索急剧下跌，收市时第一次跌至7比索多兑1美元。华尔街到处流传着谣言，说我们正在考虑不按计划发放资金。尽管世界银行承诺提供额外基金，奥尔蒂斯当天晚上准备在墨西哥城宣布政策改革，但我们仍忧心忡忡，担心市场信心就是不反弹。但到做决定时，我们还是批准发放这笔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