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过去的我和华盛顿更相适应的话，我想我也许会早就认识到这些建议者中的一些人所持的怀疑国家经济委员会能否成功的问题。六个月后，沃尔特·蒙代尔告诉我，当他第一次听到我将担任该职位时，他就有这样的疑虑：他感觉其他的新一届政府高级成员可能会把国家经济委员会看做是对其自身权威的一种威胁及其直接进入椭圆形办公室的障碍。我确实对这些障碍中的一部分有担心，但我并没有陷在这里面。也许这是因为我并不太了解政府的运作模式。如果我完全了解这些缺陷，几乎可以确定地说我还是会接受这一职位，但是会更战战兢兢。
当我将得到的建议综合起来考虑时，我意识到我面临两个相互联系的挑战。第一个是使国家经济委员会成为一个有效的白宫议事进程。第二个是和总统及其他经济团队协同工作以便制定合情合理的经济政策决策。使我专注于考虑这两件事的原因是总统指示在其1月20日就职典礼之后的一个月内，要向公众宣布一份经济复苏方案。当我无法使吉恩·斯珀林和其他人信服我为何未能出席总统宣誓就职仪式时，他喜欢提醒我这一点。因为那天下午2点，我要举行一个有关预算的会议。
国家经济委员会确实有一个不可或缺的资产：总统使用它的愿望。从一开始，比尔·克林顿就很清楚地向其经济团队表示，他想利用这一机构来使大家的努力和谐一致并协调政策。我记得，我在小石城做“工作访问”期间，克林顿对我这个粗略观察做了评价，他将大选前不久刊登在《华盛顿邮报》上的鲍勃·伍德沃德连载文章中对他的一些同僚的描述归结于布什总统的预算主任理查德·达曼的功劳。克林顿认为，布什团队对“冲突的狂热”极大地削弱了其前任在处理经济事务方面的有效成绩。
与此相反，克林顿认为布什在外交政策的有效是全国安全委员会做出的起到成功协调作用的一些公正措施带来的必然结果。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斯考克罗夫特、贝克和切尼成功地完成了他们在外交政策和军事事务中的多重角色并团结成一个团队发挥作用。新当选总统希望国家经济委员会在经济政策上能发挥同样的作用，因为经济政策缺乏制度性的协调机制。不同界的政府尝试过不同的方法来解决这一问题。当经济政策由白宫运作时，内阁官员经常被证明是缺乏相互间的合作的。当财政部长被授予协调员角色时，他不得不经常与其他内阁官员发生冲突。
克林顿显然对良好的运作程序有一个先见，这一程序与斯蒂芬和我在高盛的运作方式相似。作为决策者，克林顿希望他的助手和顾问提供给他尽可能广的观点和备选方案。他喜欢他所面对的这些观点不仅仅是备忘录形式的，而且是现场听到的团队成员对可供选择方案的议论和争论。克林顿感觉现场争论能够使决策者最好地检验和打磨各种可能的选择。此外，人们有时通过讨论各自的分歧来说服对方或者产生新的想法。我在华盛顿的经历有力地加强了我的观点，即好的决策进程产生好的政策。一个公正、公开的决策进程更有可能导致参加者接受其本有可能持不同意见的决定。
我知道，如果我尝试进行独裁，国家经济委员会在五分钟内就会停止运作。虽然克林顿希望经济议题通过国家经济委员会递交给他，但是我简单地宣布我是主管并宣称自己是总统的看门人，而且这也完全不是我的本性。我不得不将经济团队里的其他成员看成是我的客户：他们需感到有国家经济委员会要比没有国家经济委员会强。有时，他们也许更愿意直接去和总统谈那些由他们主要负责的议题。但是，对那些我认为每个人都必须快速了解的议题而言，好的方式是当讨论经济议题时，所有人都在场，而且通过这种方式达成的事关某部门的决定，一经作出，将极少在管理机构中受到攻击或被推翻。就工作而言，国家经济委员会将成为一个诚实的中间人，总结每个人的立场并且始终如一地公正地对待议题的所有参加方。此外，我和其他任何人一样有权表达我自己的观点，但不能给予自己的观点过高的权重。因此，我有两个头衔，一个是中立的进程管理者，另一个是实质性的参加方。而且，我将不得不将在具体时间内弄清自己的身份到底是哪一个。该决策进程必须完整地运转，这样才能赢得并保持其他参加者对它的信任，否则该进程将无法运作。
在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带着几套西服和一捆书飞往华盛顿，并住进杰弗逊饭店的一间套房。离开家给我一种奇怪而空虚的感觉。朱迪对在华盛顿生活没有兴趣，我们的计划是她每周来看我一次，而我则在每个周末回家。我们两个都不清楚我什么时候将搬回纽约。整整26年，我的两个住所就是我在高盛的办公室和我在非商业区的公寓。现在我走进了一个在很大程度上是未知的世界，从一个已确立的位置——高盛资深合伙人，转变为担任一个此前从未有过的机构的主管，这一职位对我而言在许多方面都是新的。
我面临的最为直接的问题就是挑选能够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含义转变为实际运作的职员。我第一个雇佣的职员是西尔维亚·马修斯，她曾担任吉恩的竞选代理人。当我无法在电话中和吉恩直接通话时，我曾和西尔维亚谈过有关媒体的事务，并发现她对这方面很了解并且十分擅长作巧妙评论。作为一位前罗兹奖学金获得者兼麦肯锡公司的顾问，西尔维亚来自西弗吉尼亚的一个小城镇，说话有当地口音。由于具有很强的组织技能，西尔维亚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国家经济委员会事实上的人事主管，组织我的事务和我们所做的一切事务。
接着，在鲍勃·斯特劳斯的非常熟悉华盛顿政界行政助手的维拉·默里的推荐下——我多年以前就认识并赏识维拉——我和琳达·麦克劳林进行了会谈。曾就职于世界银行并在公共部门机构中有很长工作经历的琳达成为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第二名雇员。她是我的秘书、日程安排员和全方位的管理人，而且事实证明她在一个常常会使人因重压而失去耐心的环境里仍能够不知疲倦、办事有效并保持一贯的幽默。
在斯图·埃森斯塔德的建议下，我决定国家经济委员会应该有两名助手，一个主要负责国内事务，另一个则负责国际事务。我和波·卡特尔进行接触，打算让他做国际事务副主席。波有头脑、判断力强，他在卡特总统时期的管理与预算局中任职的四年政府工作经历也得到了良好的评价。我还想让吉恩·斯珀林做国内事务副主席，因为他十分熟悉这方面事务，认识所有的克林顿政府人员，具有很强的政治和传播信息能力并且在竞选活动中工作十分有效果。我对吉恩的钦佩使我十分紧张，但是在那时我仍有些疑虑。由于他总是喜欢在早上开个会（有时会在会后才回电话），并且他的办公室总是堆放着厚厚的文件资料，吉恩的习惯可能会被认为有些乱七八糟。另一方面，他的工作又像是井井有条。我无法想像出他是如何办到这些事的。因此，我给几个认识吉恩或曾和他共事过的人打了电话，包括后来的纽约地方长官玛里奥·库莫和耶律大学法学院的基多·卡拉布雷西。二者都极力推荐他，尽管基多提到吉恩将他的部分法学院生涯花在了他的汽车上（吉恩声称这仅仅是关于他车子后座的一个玩笑）。吉恩和西尔维亚都在克林顿的两届任期中担任不同的职位。经过这些，西尔维亚培养了大量的实质性的专业知识，吉恩则成为政治程序和经济事务方面老手。八年时间里，他们二人成为政府管理界的最耀眼新星。
招录了波、吉恩、西尔维亚和琳达后，我们开始着手雇佣专业职员。波对国家经济委员会主要工作领域的分析表明，我们大概需要二十名专业职员。当哈罗德·伊克斯打电话告诉我们，我们可能有不超过十二个人员额度时，我们已经对申请这些职位的人进行面试了，当时哈罗德·伊克斯正在帮助做过渡期政府的事务，后来他担任了副人事主管。我告诉哈罗德我认为国家经济委员会无法在这么少的职员情况下正常运作，但他说政府编制已经被克林顿竞选承诺——将白宫人员数量削减百分之二十五而封闭了，十二人就是调整后的人数。
和波和其他人协商后，我打电话给麦克·麦克拉逖——未来的人事主管。我只是在最近才和他相识，但我告诉他，如果没有足够的人员，国家经济委员会将无法运作，据我判断这将至少需要二十人。如果预算太紧而无法提供这么多的职位，那么他们就不得不放弃成立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想法而寻找其他的方式来协调经济政策。对我来说，那是个寒冷的时刻。我已经放弃了一个华尔街的主要职位，那是无法撤消的，而我现在正站在一无所获的边缘。麦克并没有给我一个直接的解决方法。但是，第二天，他打电话告诉我他们将腾出更多人员位置给我们——不像我想要的那么多但已经足够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正常运作用了。接着，我从肯·布罗迪那听说麦克曾打电话给他询问该怎样对待我，肯是高盛的合伙人，也是克林顿一个早期的支持者。肯告诉麦克我很可能是动真格的。肯是对的。我坚信在分歧面前应尝试达到一个合理的退让，但我也坚信不能跨越我认为的基本底线来接受因此造成的可能后果。我不认为国家经济委员会在没有足够人员的情况下能够正常运作，我也不打算做对我来说没有意义的事情。
相似的插曲在克林顿第一次任期的后半期发生了，就在我搬到财政部并和管理与预算局就我们的预算规模进行谈判的时候。我理解削减预算的需要，但我感到如果我们的资金减到低于一定水平时，我们就无法有效地运作该部门。我的处境是，如果我们的预算不得不削减到某一水平线以下，我会理解预算紧张，但是政府将不得不另找一个对在这种条件下运作感觉很合适的人来掌管该部门。当其他人感觉到我的去意时，我的力量是很强的，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我们收到了我们可接受的最低预算水平。后来，西尔维亚和拉里·萨默斯说，他们曾试图理解我是怎样控制谈判的。西尔维亚说：“为了能使工作进行下去，你必须准备牺牲一切。”正如西尔维亚指出的，我的立场正好是有效的，因为我不是在谈判，而是在阐述我对一个重要职位的承诺。
我们被委任开发一项经济计划，但是我对一个总统经济计划是什么样的以及如何草拟它都还毫无概念。我为此向利昂·帕内塔进行了咨询，他曾担任众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他告诉我们要为总统提供一个听起来合理的预算。因此，一月七日在小石城的地方长官官邸举行的全天会议上，利昂起草了预算可选方案，我们把重点集中在将这些可选方案作成克林顿的备选财政和项目途径。围绕这个会议，每件事都成为了重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