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预算提出的每一个有关如何分配联邦政府资源问题，诸如应资助哪些新项目、哪些原有的项目应对其进行改造或是终止、哪些项目应增加投入、哪些项目应减少投入以及很重要的一个问题——应把钱给谁？做预算还让我们直接面对刚刚出现的紧急重大问题：如何将克林顿提出的所有成本高昂的建议，如全方位的医疗保险、福利改革、中产阶级的税收降低、教育和职业培训计划等和不健全的、不断恶化的财政状况现实相平衡。尽管我们尝试实现政府财政赤字大规模的削减，朝着克林顿的竞选承诺——在四年任期内将财政赤字削减一半方向努力，但是，很显然，在第一年，所有这些建议都不可能得到完全实施。会前，我向当选总统递送了一个备忘录介绍有关此次小石城会议的情况，告诉他无法像其竞选期间所出的全部承诺那样大规模地削减财政赤字。
我们在各个经济官员中分配了撰写情况介绍资料的任务。利昂负责预算部分、劳埃德·本特森负责税收部分、劳拉·泰森——未来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主管，负责各种政策选择的影响和经济展望部分。我任务是使会议保持在预定轨道上进行。但是，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此次会议既是当选总统和他任命的内阁成员首次一起工作，也是这些内阁成员第一次在总统在场的情况下一起工作。在总统宣誓就职后的仅仅几个星期内，就要拿出政府经济计划，而我们则有五个小时的时间去综合大量的相关资料。当我和克林顿会前在一间小餐厅见面时，我对他说，他要提出所有他想要提出的问题，但是我们必须保持会议能够进行下去。他笑了起来并拍拍我的肩膀，答应到“好的”。
乔治·斯特凡诺普罗夫，此人因一些原因我未能在总统竞选期间认识他，在我去开会的路上叫住了我，他说总统正处于困境。如果克林顿决定设立大规模削减财政赤字目标，他就无法遵守其对削减中产阶级税收和各种有关国内事务的承诺。乔治说，不能期望总统在第一次内阁会议上就作出这样一个重大的决定，而且也不可能作出这样的决定。我无法判断是否是乔治不希望克林顿在那天作出这样一个重大决定，或者只是希望在这种情况下让我受点挫折。
无论如何，乔治都错了。关于那次会议，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在利昂和艾丽斯·里夫林摆出了所有的不断恶化的财政赤字的具体细节后，克林顿停止了谈论，说：“我明白了。”克林顿说赤字削减已经成为“门槛”议题。他接着说道：“我知道这不是件容易的事。但是，我当选总统就是要处理经济问题，这就是我们需要做的——使经济恢复到正轨上来。”直到那时，我才感觉到克林顿可能在开会之前就已经有这一观点了，因此他才如此迅速、如此解决地阐述了他的立场。
在剩下的会议时间里，我们将克林顿的观点具体化了。劳拉·泰森、阿兰·布兰德——普雷斯顿大学的一位经济学家同时也是经济顾问委员会中劳拉的副主席，和拉瑞·桑么斯——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他已被任命为财政部国际事务副部长，三人提出了一个充满智慧的框架。他们阐述：根据凯恩斯经济学的经典理论，通过削减政府支出或增加税收方式来降低赤字将导致经济增长的放缓。但这次的情况会有所不同，因为不断攀升的赤字使利息率停留在高水平，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赤字费现象。在此后的许多场会议上，我们仅仅讨论财政赤字对带动经济增长的债券市场利息率会产生多大的影响。该议题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作为一种投入，阿兰·格林斯潘通过引用公布了的联邦储备委员会职员作的赤字影响模型已经告诉过我们中的很多人，他在每年的赤字削减上对长期利息率按每一百亿美元制定了0.1个百分点的降低，而国内生产总值将为6.6万亿美元左右。（作为该话的一个旁白，这可解释为每削减一个百分点国内生产总值的财政赤字，债券市场利息率就会降低0.66个百分点。）很明显，联邦储备委员会的行动将是决定市场利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了解格林斯潘的观点会帮助我们将其可能的反应考虑到我们的财政方案中。
利息率效果仅仅是财政合理性讨论的一个方面，关于这一点我会在后面进行更充分的分析，但是这是当时我们所关注的重点。基于对长期财政发展态势以及对重建财政纪律可能会面临的巨大政治困难和与之相反的我们的政治体系将试图通过采取通货膨胀来缩减实际债务两个方面风险的预期，债券持有人要求更高的回报率。我们认为，降低财政赤字和降低长期利息率应该会产生经济扩张效应，这种扩张效应将超过凯恩斯紧缩效应，反过来，持续的巨额财政赤字带来的扩张效应将超过其对利息率的不良影响。和美国一样，在日本、欧洲和中东，如果投资者相信一个合理的财政模式将被重建的话，他们将增加其对以美元为面值的债券的需求。而降低利息率会刺激消费者支出更多，商人则会投资更多。这似乎是我们在一个普遍不确定的时期里刺激经济、推动强劲而持久的经济复苏的最好策略，因为商业和消费者信心仍很疲软、失业率超过了7个百分点而且恢复经济增长的试探性。
看到一群民主党人围坐在阿肯色州的一张圆桌前谈论国际债券市场，许多人可能会很吃惊。而且我们的会议重点是国际债券市场，而不仅仅是美国债券市场，这是自1993年以来的金融市场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一个标志。我认为，那些正在回顾十几年前的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们很可能将克林顿政府看做是一个和全球一体化进程、新技术出现和市场经济的全球扩张紧密相连的政府。我不知道他们将如何命名这一时期，但是我认为他们会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比尔·克林顿是第一个深刻理解上述议题正在重塑我们的经济、我们的国家和整个世界的美国总统。
我在这次会议上的角色是确保每一个观点都得到了公正的展示，但是我也按常规发表了我自己的观点。为使我们能够达到劳拉、阿兰和拉瑞所说的更低的利息率，金融市场将必须相信本届政府对财政赤字问题的态度是十分严肃的。超过十个的非物化的承诺已经造成了很能让人理解的怀疑。我所关心的是，建立金融市场信心可能要花超过人们想像的时间去实现。我记得这么一句话，对于建立市场信心和创造一个真实的经济影响将需要多大的财政赤字减少而言，没什么规律可循。在一个有6.6万亿美元的经济体里，几十亿美元——一个百分点的国内生产总值这么小的一个部分不会对经济产生实质性的影响。但是，我在华尔街的经验告诉我，绝对数量的一个较小的差异可能会造成市场心理的巨大变化： 你用34.125美元买进大宗的股票和以35美元买进同样数量的大宗股票其间的差别要远远超过12.5美分这一数字。或者，像我在高盛时的投资伙伴鲍勃·纽钦经常说的，对我们而言，支付给某人二十五万美元要比支付给他24万美元好很多，因为，一百万美元的四分之一这么多的收入对获得这笔收入的个人造成的心理上的影响要远远大于多支付的这十万美元对整个公司经济的影响。5年期限内小数额财政赤字的削减带来的影响与此相似，即对整个国家经济总量而言数额很小但对市场而言潜在影响十分大。
回顾过去，克林顿经济计划对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的影响也许比其对利息率的影响更重要。在很多重要的方面，赤字问题已经成为政府对其应尽责任的无法胜任的一个标志了，一个我们的社会无法应对更为普遍的经济挑战的标志，例如我们全球竞争力就面临很大问题。财政纪律正在恢复的观点是更低的利息率和增长了信心的结果，而这些又带来了更多的消费和投资，还会带来工作机会的增加和更低的失业率和提高了的生产率。一些人曾反驳说，20世纪90年代生产率的迅猛增长仅仅是对20世纪80年代就已到来的新数字技术的推迟反应。但是，这种观点忽视了在日本和欧洲所发生的事情。那里同样获得了新技术，但是却没能取得同样的生产率的迅猛增长。极少的投资很有可能是由存在于日本和欧洲的劳动力市场和资本市场的结构僵化造成的，但即使是在富有经济弹性的美国，投资和由此产生的生产率如果没有增长了的信心和降低了的利息率这两点，也很有可能不会有如此迅猛的增长。
在经济繁荣期和在萧条期一样，因与果会变得很难区分。商业和消费者信心的恢复，再结合更低的利息率，产生了一个良性循环，一个积极的反馈回路。赤字削减有助于经济增长，通过提供政府收入这又将带来进一步的经济增长，如此循环往复。因此，该经济计划的财政效果是我们采取的政策措施和这些政策措施带来的经济增长共同的结果。我们无法设计出一个如我们针对债券市场做出的这样一种计划来反映对股票市场的潜在影响，但实际上，由于改善了的财政状况和经济条件对股票市场的推动，相似的现象已经出现，而这又将反过来导致赤字的减少和经济的增长。
尽管我不认为我们中有人能够完全地预测到恢复财政纪律将对经济信心产生的所有影响，但是在小石城那间会议室里的每一个人都同意一个可信的计划将对利息率发挥作用。和此后的一些报道相反，在场的每个人都认为一个认真的赤字削减计划肯定是必要的。我记得劳埃德本·特森，新任命的财政部长强有力的阐述说，我们必须在公众对新一届政府的信心很高的最初几个月中办那些艰难的事情。我们一入主白宫，保罗·贝格拉、詹姆斯·卡维尔、斯坦格·林贝格和曼迪·格朗沃尔德这些政治顾问表达了他们对我们的项目政治方面的担心。因为我对债券市场的关心，詹姆斯·卡维尔甚至开始喜欢把我叫做“尼克”，即布什政府的财政部长尼克·布兰迪（尽管詹姆斯总是眼中带着狡黠的神色这么叫我，而我每次想起这个昵称时总会笑起来）。他们认为赤字削减不能产生选民的政治支持，而且通过遵从降低中产阶级税收和其他总统竞选提议总统的政治利益将得到更好的维护。而事实上，从某种角度说，他们的想法是十分正确的。但是，从长远看，我想该项目毫无疑问地在经济和政治上都将表明是正确的，因为它对帮助克林顿赢得1996年连任的强势经济来说是有根本性作用的。但是，经济方面的优势并没有以连续的方式在1994年中期选举中被人们感觉到，而且如果我们更多地听信政治顾问的观点的话，我们也许已经以一种更具有政治效果的方式来构建我们的赤字削减内容。
尽管在实质性赤字削减总目标上达成了一致，但小石城会议并没有就赤字削减数额和削减方法产生直接的协议。在各种意见的一端是艾丽斯·里夫林提出的最为激烈的赤字削减方案。在同样的大方向上，尽管没那么强硬，有艾尔·戈尔、劳埃德·本特森、利昂·帕内塔和我。那天屋子里的其他人，即鲍勃·里奇、劳拉·泰森、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和吉恩·斯珀林都建议采取更为温和的方案。尽管强硬派着重关注我们的经济计划的市场的可信度，但是吉恩、鲍勃和乔治希望维持更多的竞选提议。1992年12月下旬国会预算办公室发布的新的进一步上升的财政赤字已经使得赤字削减的可信度和这些竞选提议之间可供妥协的空间更加狭小。人们对教育、就业培训、医疗保健和福利改革新方案将不得不被大规模地限制这一点都很理解，而他们至多只会对中产阶级的税收减少不再可行表示理解。
在关键点上利昂和艾丽斯提出了五种可选方案，即可选择的赤字削减数量从刚好达到布什政府推行的赤字削减“基本线”到5年内将赤字削减一半。每一种选择都和一个相应的投资额相结合。我们不去理会最低的和最高的方案，而锁定中间的三个方案，这三个方案均对财政赤字做了重大削减。三个方案均未能在五年时期内消除掉结构性财政赤字——考虑到我们的起点，这也是不切实际的。但是，我们认为医疗保健改革对医疗保险的作用将意味着赤字的进一步减少，而以后的预算会推进该项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