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曾告诉过克林顿本次会议不是一次“决定性”会议，它仅仅是重大议题的首次发布会。但是，当我们在讨论这些可选方案时，他表示出对大规模赤字削减的支持。就职典礼结束后，全体内阁成员在罗斯福办公室召开了一个为期数周的会议，决定明确的财政赤字削减数额、预算资金的优先分配方案和税收提议的具体问题。克林顿仍十分关注具体问题。在整个进程中，他最核心的观点，也是本届政府一致同意的观点，从未出现过摇摆。不顾其政治顾问的顾虑重重，也不顾国会一些民主党议员的压力和政治上对他很重要的选民的抱怨声，克林顿坚持对财政赤字进行大规模削减。当这项经济计划遭遇到严重的政治问题时，尽管克林顿有时会抱怨，甚至在一些场合会对他接手管理财政问题失去耐心，但是他始终坚持着，他为达成此项经济计划的通过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这是我第一次切身经历总统决策，它使我在以后的日子里对克林顿充满了敬意。和墨西哥决定一样，财政赤字削减也涉及用近期的政治上的痛苦来换取潜在的、并不一定会实现的远期经济收益的问题。
在这一过程中，总统做出的决定表明了财政政策的一个巨大变革。该变革的反对者，尤其是那些强烈反对我们财政赤字削减方案中有关增加税收内容的供应方支持者，预言我们的方案将导致失业的增长、更高的赤字和经济停滞或经济衰退甚至更糟。德克萨斯的共和党代表、共和党大会主席迪克·阿梅说该计划“对经济运行来说将是一场灾难”，并警告“进行赤字削减不会有什么好结果。”他的同事，也是来自德克萨斯州的共和党参议员菲尔·格拉姆称该计划为“一张通往经济衰退的单程票”。但是，事实正好与他们说的相反，国家经历了历史上最长时期的经济增长、大量的私人部门新工作岗位的创造、低通货膨胀、遍及所有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提高、投资增加和生产率增长、低财政赤字和最终随之而来的贸易盈余。这一切对那些最初预言我们的政策将造成巨大经济创伤而在相反的情况发生时又反驳说合理的财政政策和他们曾预言但却未发生的经济现象无关的供给方支持者来说，是一个巨大而持久的打击。
经济领域的因果关系是错综复杂的，许多因素共同造成了二十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繁荣，但我认为，事实强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结论：正像克林顿在1月7号会议上说的，财政赤字削减是一个门槛行动。如果该次政策变革没有1993年经济计划的引导，我不相信20世纪90年代持久、强劲的经济复苏会发生。在我们1月7号的会议上，阿兰·布兰德认为，如果没有财政纪律的恢复，经济复苏可能被更高的利息率所葬送。几年前，国会预算办公室公布了一个报告，称1998年的贸易盈余三分之一来自于政策决定，三分之二来自于经济增长。但是，在现实生活中，既然经济增长从很大程度上是政策的结果，那么这些因素就无法截然区分开。
总统做了什么和说了什么均会对经济产生实质影响，总统没做什么或没有说什么同样也会对经济产生实质影响。在积极的方面，克林顿在任期间对良好的财政状况保持了一贯的重视，将其作为整体国内和国际经济政策日程的一个部分。在无关痛痒的方面，克林顿避免做其力所不能及的事情并反对那些可能会造成负面作用的政治宣传措施。例如，他经常迫于压力而以各种方式限制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如提出破产公告法案。他提倡通过诸如工人培训和全方位医疗保健等措施来减轻经济失衡造成的后果，而不提倡限制自由市场的运转。
我们制定经济政策的最后期限是2月7日，这一天总统将向国会联合会议发表讲话。在我看到的讲话第一稿中，有很大的篇幅是回应公众的，但对我们的经济战略中削减赤字和控制长期利率的部分却缺少严谨的论述。于是我增加了一些段落试图精确地表述我们的策略。总统的讲话多次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但我的这段论述——“我们制定的投资项目将增加公共和私人对未来经济至关重要领域的投资。削减赤字项目将增加私人部门可做投资的储蓄，推低利率，减少联邦预算中用于支付利息的比例，并降低对经济产生负面影响的金融市场不确定性风险”却未能赢得任何掌声。后来我虽然成为一名讲话起草人，我仍然认为在总统讲话中包含一段简短而严肃的论述对于之后的政治辩论有所帮助。
我和我们中的许多人都认为，经济计划完成后将会如期获得通过。毕竟，我们党在国会两院中都占较明显的多数，并且我们重建财政纪律的立场与许多共和党人所倡导的一致。1993年2月，有迹象显示该计划已经产生效果，这种效果甚至在国会通过前已产生。在一份上午简讯中，我告诉总统，债券市场的反应比我期望的更迅速和强烈。通常在经济复苏过程中，与企业和个人需求改善及未来需求的预期相对应的是，利率看涨。但是30年国债收益率却从1992年12月31日的7.4%降至1993年2月23日的6.83%，下降了超过0.5个百分点。说明市场开始相信我们的削减赤字计划能够发挥作用。(至8月中旬，在计划刚获通过后，长期利率达到6.37%，共下降了整整1个百分点，而这是在复苏进程中)在白宫居所客厅由总统主持的每月午餐会上，企业首脑们开始更积极地谈论经济。大多数参加者是共和党人，对新政府并不认同。但与总统交谈一个半小时后，他们经常对我说，他们认为总统很聪明，理解他们的问题，并且愿意倾听。许多人仍然不赞成计划中关于税收的部分。但几个月来，商界首脑对国家经济前景的信心正在增强。我反复向克林顿进言鲍勃·斯特劳斯曾提给卡特总统的一条贤明建议：商界的许多人可能不会支持一位民主党总统，但他可以通过良好的经济政策使反对者失去动力。
出于对我们计划的自信，我们发布了政策后就一心实施。后来克林顿告诉我，这是一个十分关键的策略性失误。他应该每天出去宣传他的经济项目。他对我说，今后如果没有一套完整有力的交流和政治策略，他再也不会尝试作为一个主要政策的带头人。他还说从一开始他就应该尽力参加辩论。
从这段插曲中我认识到，从一位总统向全国提出一项重要提议开始，他就必须花时间描绘这一提议的前景，否则，他的反对者们就会以他们的方式描绘它并使他疲于防守。我们的反对者努力将我们的计划解读为加税——这与大部分纳税人的观点相去甚远，他们认为消费税并没有增加，每个四口之家平均每年的汽油税仅为38美元。另一方面，我们没花多少时间去阐述实际上只有极少数人受到加税的影响，或者阐述更重要的内容，即这一项目的目的是通过恢复财政纪律来创造就业机会，提高生活标准，促进经济增长。其后克林顿重返辩论，但是由于他缺席了一段时间，反对者们占据了某种优势。他们已经设立了观察我们经济政策的视角。我们必须与这种视角对抗，并且一直未能完全成功。参议员迪安妮·芬斯泰因 (共和党——加州区)告诉我，1994年她争取连任时，调查显示在加州有42%的民众认为他们的收入税在1993年提高了。
这个例子很好地说明，如果不进行即时和决定性的反驳，对政策的曲解可能带来的后果。实际情况是，我们计划中的收入税只影响美国民众中收入居前的1.2%，我想在加州也是这个比例。真正影响到中等收入阶层的汽油税是很低的。我记得当时是这么想的，小额能源税令市场认为我们言行不一，这主要是因为根据传统智慧，征收能源税在政治上是危险的。但我没有认识到，非常小额的汽油税会被用来——或者更准确地说，被误用来将我们的项目描绘成中等收入阶层的加税。我的大多数同事都忽略了此点，虽然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和其他一些政治顾问对此非常担忧。
我们面对的一个政治问题是，是否用阶层分类的语言来宣传我们的计划。我认为这样的说法是不可取的，并列举了数个理由。在讨论当中出现了一个关键的插曲。当我看到总统将在国会联合会议上的讲话稿时，我认为其中一些说法的语气不妥。于是我去找希拉里说出我的看法。她的办公室与我相邻，均在西冀二层。希拉里不仅同意我的观点，还和我一起下楼到罗斯福房间，保罗·贝格拉正在那里起草讲话稿。当保罗修改有争议的段落时，希拉里就站在他身后。
在我看来，即使“富人”这样的词也没有标准的含义，这似乎在表明财务上的成功是错误的。我的反对并非来自我主张各阶层团结的主张。我认为在讨论税收问题时，讨论由谁纳税是完全合适的，是任何一个严肃的税收辩论必不可少的内容。我所关注的只是用词的选择：不加区分的用词可能会损害商界对克林顿政府和他的政策的信任。这种信任对于实现强劲的经济表现至关重要。因为没有政治专家，我觉得政治上也没有产生效果，因为中等收入群体对于诋毁经济成功的反应并不理想，而使用阶层分类的用词也会承担与经济上最成功阶层疏远的风险。
我认为阐述加税的另一可选方式是，指出在80年代，富人阶层受益而中等收入阶层实际上是受损。受益最多的一方应该在减少上个10年所遗留下来的经济负担——即赤字时承担更多的责任。实际上，高收入阶层的税收增加得最多。我记得曾对总统说，我认识许多高收入人士，当我回纽约时，我并没听到许多反对意见。没有人愿意加税，但令我惊讶的是抱怨如此之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