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以外的人则是另一回事。不断有商界领导人与我碰面，对总统的某个或多个主张表示强烈不满——在某些问题上（例如侵权行为赔偿的改革），我同意他们的意见。但同样是这些人，当在罗斯福厅或总统官邸宴会厅与克林顿会晤时，他们常常闭口不提自己的反对意见，或者甚至还就那些政策表示支持。于是，当我事后将此事——商界不同意那些主张——告诉克林顿的时候，他会做出这样的反应：“鲍勃，你在说什么呀？某某人上周就在这里，他可没那么说。”对那些与他面谈的人，我总是鼓励他们直言相告，他也鼓励他们坦率直言。但这通常不起作用。
同样，后来加入本届政府的那些人也许更难就总统的立场提出异议。我们中的某些人在他担任阿肯色州州长时就认识他了，他们与他交道时知道该怎么做，并且不会感到不自在。但总统具有某种光环，他对质疑形成阻碍，而后来加入本届政府的某些人似乎更多地受到这种光环的影响。（总统）第二届任期过了一半的时候，在内阁会议室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当我直截了当地、强烈地就总统的立场——在对非洲债务减免施加条件限制一事上持保留态度——表示不同意见时，我发现某些官员露出十分惊讶的表情，这些人过去几乎没有与他打过交道。
克林顿性格中的一个特征可能会令那些不了解他的人感到不安，那就是他的脾气。有一次，当我在椭圆形办公室的时候，总统就医疗保健的一个问题对罗杰艾尔特曼大发雷霆。几分钟后，他们两人如同往常一样平静地进行交谈。在白宫工作的人很快了解到，克林顿有时暴跳如雷地发泄自己的不满，但这类爆发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的火暴脾气就像一场热带暴风雨，骤然而至，但随后就消失了。尽管在克林顿身边工作了6年半，但我从未如本届政府中的其他人（如米基·坎特、罗恩·布朗、弗农·乔丹以及厄斯金·鲍勒斯）那样与他建立起亲密的个人关系。我们之间有一种轻松、非正式的工作关系，但我从来不是深夜接到总统电话或在高尔夫球场与之形影不离的那类人。个人关系上的这点距离从未影响到我们的工作关系而且——在朱迪看来——在某种程度上甚至还有所助益。
白宫的工作令人忙得不可开交，这是我从未遇到过的，部分原因就在于，它总是如影随形地跟着我。我当时设法处理的那个问题常常出现在晚间新闻里或报纸上。在高盛公司的那段时期，当结束一天的工作回家时，我并未完全将工作抛诸脑后，但我也不必应付华盛顿那种无时不在的公众关注。
那种关注往往带有一种强烈的持批评态度的倾向。在任何问题上，持党派偏见的反对者也许会力图使我的工作更加困难——这在某种程度上是通过进行人身攻击来实现的。除此之外，媒体往往也持批评态度并着重突出分歧。克林顿总统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托尼·莱克曾在前两届政府中任职，他在（克林顿总统）第一个任期开始时告诉我们一帮人：我们会看到新闻界将撰写一些有关谁得势、谁失势的报道——无论是否有充分依据，他们可能会在我们中造成分裂。托尼指出，我们必须保持团结，别让那些报道影响我们。
但这有时是说来容易做来难。霍华德·帕斯特是本届政府的第一任国会联络官，非常能干，在成为一些报道中的批评对象后，他提出一个十分敏锐的见解。回想起托尼的那番话，我告诉霍华德，这类报道瞬息即逝，不必在意。但作为一位多年闯荡华盛顿的成功的院外游说者，霍华德指出，一旦新闻界对你形成某种观点，那种观点往往很难改变。没有谁能够将媒体的批评完全抛诸脑后——因为我们都是人，但对这种媒体环境的反应则因人而异。某些人开始高度关注人们对自己的直观看法，并似乎在很大程度上为这种关注所左右——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几乎起不到什么作用。另一些人则善于把直观感受与洞察力结合起来，并专注于直观现象后面的实质性的政治目标。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时，就与新闻界打交道而言，我总的说来还算幸运，这也许使我们比较容易承受自己所招致的批评。
身处白宫具有某种固有的不确定性，由此产生的压力由于华盛顿带批评倾向的公众关注而增强了。在高盛公司、花旗集团、或其他任何一家公司，你有一个（固定的）职业和角色。无论你的头衔是什么——首席执行官或办事员/打字员，你知道自己在公司中的适当位置。（你担当的具体）职位也许会发生某种变化，但这些职位也有相当明确的界定。相比之下，某位在白宫或一个内阁机构担任高级职务的人从未完全搞清楚自己——或其他任何人——的角色。
此问题——你将列席什么样的会议——往往就会体现这种不确定性。谁能够列席会议？就此发生的争斗司空见惯，有时还相当激烈。有一次，我打电话给接替托尼担当国家安全顾问的桑迪·伯杰，就某个我未被邀请参加的会议提出询问。桑迪听上去显得有点紧张，他回答说，我完全可以参加。他接着叹息道，有时他觉得自己的主要工作就是决定谁成为与会者。
一些更具重要后果的不确定性与此有关：你在自己的岗位上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力？一届政府就是一个以总统为中心的体系；不能以你的头衔来确定你对总统决定的影响力——而且那种影响力随时可能发生变化。历届政府大多数似乎都普遍存在持续不断的、激烈的谋权斗争（尽管相对于大多数历届政府而言，我们这届政府在这方面的争斗可能要少一些），那种含糊不清的、不稳定的（职权）结构也许是造成此现象的原因之一。人人都感受到这一点，尽管他们对此有不同反应。我还面对这样一个问题：那些天生的政客是否会觉得我也“搞懂了这一点”。总统在正式就职前不久告诉我，医疗保健问题特别工作组将在希拉里和伊拉·玛格齐勒领导下运转起来。克林顿说：“你将成为白宫最有分量的人物，你得与IRA一道帮我把这事办好。”但我自己却想，你要知道，这样说真可笑。我不了解白宫，我不了解华盛顿，我不知道如何做这类事情。我只是希望能做恰当的事情并有所贡献。
我并不热衷于那些试图在本届政府的同事之间形成某种亲密关系的勉强举动，这样形成的同事关系令人感到很拘谨。在我们整理经济计划的过程中，克林顿邀请全体内阁成员以及大多数白宫高级助手前往戴维营度周末，磨合、讨论相关战略。源于副总统的这个创意可能是好的，但事件本身却极其糟糕。星期六晚上，用过晚餐后，我们围坐在一起，每人都得谈谈自己不为他人所知的某件事情。总统谈到，他在学生时代体重一直超重，人人都取笑他。当轮到我摆谈时，我说，我没有任何特别想讲给大家听的事情。那时，劳埃德·本特森已经明智地回家过夜去了。
来到华盛顿时，我对华尔街的运作方式已有相当了解，而我掌握的某些知识也是大有益处的。但我也急于想知道自己对华盛顿的运作方式究竟知道多少。就探知这一未知领域而言，我的主要长处在于，承认自己的不足，并做好了学习的准备。我后来发现，其他人因抱有与此不同的态度而付出了代价。在本届政府正式就职前的某个时候，我与新政府的另一位官员沿着宾夕法尼亚大道散步，此人来自私营部门，以前从未在政府部门干过。我谈到这个新环境的困难和复杂程度以及我们这些外来者不得不从中学习的众多东西。此时，我未来的这位同事说：“鲍勃，你我都知道如何办事。在这里，我们将按原来的方式行事。”他所认为的成功秘诀就是，把商业规则运用于政治。我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他：我们在华盛顿的生活不会那样（简单）。我们的背景在某些方面可能有所助益，但我们同样面临这样的问题：华盛顿在许多方面（都与我们先前所处的环境）大不相同。
史蒂夫·希尔维曼是白宫办公厅内阁事务处的一名成员，他曾对我说：“你要知道，我们中某些人是竞选班子成员，他们担心，你这号人——在别处担当重要职务的局外人——会成为傲慢的大人物，而我们则会被撂在一边。”本届政府并未出现那样的情形，他对此感到欣慰，但我的思维方式也决不可能像他们所担心的那样。我正以业余者的身份加入到一群职业人士中。诸如吉恩·斯珀林和西尔维亚·马修斯那样的人给我留下深刻影响，因为他们（在这个领域）见多识广。我比他们年长许多，但在事关政府和政治的这个新领域里，从某种程度上看，我是他们的低级合伙人。
我对自己在这一领域的技能抱有谦虚态度，这种态度常常变得更加强烈。1993年5月，正当我们努力使自己的经济计划在国会得以通过时，我出现在“麦克莱尔/里瑞尔新闻时段”这一节目里，与我对阵的则是参议院预算委员会的资深共和党人皮特·多米尼西。我花了大量时间与吉恩一同准备（这场交锋）。我的开场白就是，我们的赤字削减计划是现实而严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