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实说，他主要是一个增税计划。”多米尼西回答说。
我的反应则是讲述我们提出的“信托基金”：为削减赤字而拨出的款项将用于赤字削减。
“如果美国人民认为该计划税收过多而开支削减不够，那么，行行好，千万别以为把税款称为某种信托基金就对人们的这种想法有所改变。”多米尼西说。
我回应说，利昂·帕内塔和艾丽斯·里夫林确信，我们在计划中提出的数字是现实的。
多米尼西的反应则是，如果我们的“增税计划”遭遇失败，这将是这个国家可能遇到的最幸运的事情。
我以更多的细节进行回击。不受党派影响的国会预算局得出的数字与行政管理和预算局计算的结果接近。两者一致得出结论：在我们的计划中，税收增加额与开支削减额之间的比例约为1：1。多米尼西的回应是，我们的增税计划将损害经济。
我觉得自己表现得很出色，并在节目播出后非常高兴地将这种感觉告诉吉恩。他们向我提出各种问题，而我的回答恰当而具体。多米尼西只有不断重复这样的陈词滥调：我们提出的是某种增税计划。吉恩的感觉则有所不同。他指出，这个节目的观众会认为，“你似乎是一个旨在增加他们纳税额的严谨而精明的人士。”多米尼西的表现表明，一个简单的宣传词句在电视上产生的效果会如此之大，而我们的计划又能够被如此轻易地加以攻击。我的反应则表明，就我们本质上十分复杂的战略而言，要尽心设计出一种有效而简单的辩护策略是何等困难。
当然，问题的一部分也许就出在我本人身上。上述那幕情景过后不久，在我按约定参加有线新闻网（CNN）的“国会帮”节目前，我找通信部副主席里奇·塞德曼交谈。他相当直率地告诉我，就应对电视这一非常独特的媒体而言，我需要点帮助。比尔·克林顿的首席助手玛吉·威廉斯在一两个月也对我说过类似的话，因此，我决定行动起来。我说服精于电视媒体之道的利昂·帕内塔代替我参加全国新闻网的节目，而我则约定去见迈克尔·希汉，他是一位媒体指导，与之共同探讨应对电视媒体之道的那些人当中就有克林顿总统。
我对去见希汉一事持怀疑态度，因为我知道，在电视上或其他任何地方，我都不可能改变自我。我把这一点告诉希汉，而他则回答说，我的确应该保持自我，但我也应该试着了解一些有关媒体及其运作方式的基本要点。例如，你可以攻击某个问题，但决不要攻击提问者，因为电视往往使某种针对个人的挑战看上去显得非常具有敌意，而电视上表现出的这种敌意往往超乎挑战者的本意。你应该简化自己的论点并且避免冗长、离题的回答。电视往往使人显得呆板，因此，相对于平时的交谈，你得更活跃一些——仅仅是为了显得自然。最重要的是，你开场时就得清楚地意识到自己希望达到的目的并据此作答。
一段时间后，有时通过观看我与吉恩和西尔维亚——以及后来在财政部时与负责公共事务的助理财政部长霍华德·斯克洛斯、戴维·德尔雷或琳达·麦克劳林——一同出现在公共场合的录像带，我总结出另外几条有助于认识电视媒体的见解。例如，希汉的这种见解——在电视上表现出足够活力这一点非常重要——绝对正确，但带有锋芒的活力可能会刺人耳目——这是朱迪看过我有次在“本周与戴维·布伦克里交谈”节目中的表现后做出的评论。把复杂的构想简化为简单的表述，这会产生某种具有强烈效果的语句，而其强烈程度可能超乎表述者的本意或问题本身的需要。我处理这类问题的通常做法就是：加上某种限定性语句，例如“至少在我看来似乎是”或“大有可能的是”，它们反映了我对待生活的一贯态度。我没有兴趣使自己在电视上的亮相变得完美无缺——我也怀疑自己有能力做到这一点，但我的确希望充分了解这种媒体，以能够在电视上充分展现自我，并至少能使自己的见解表达得更清楚一些。我还将希汉有关“不攻击提问者”的规则进一步加以发挥，决定决不在任何公共场合发表针对个人的评论，即使有人对我进行人身攻击。促使我做出这个决定的是我对这个问题——公开辩论应如何进行——的具体感受，与电视媒体无关。
我的另一项规则就是：谈论政策，而不谈论政治。我希望实质性地——不是作为一个政治权威——参与对话，在大多数情况下，我怎么也没有资格进行政治预测。如果某人问我，本届政府获得（国会批准）、重新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资金的可能性有多大？我会回答说，我们最终会成功，因为道理在我们一方，接着我会陈述我们的理由。如果这有时使我成为不那么令人感兴趣的嘉宾，那也罢了。我回避那些最具好斗性的谈话节目——他们主要关注冲突和各种预测。我发现，与生活中的其他大多数事情类似，只考虑眼下正在从事或准备的工作，你在电视上就表现得更好。我并不预先准备答案，因为那看上去很做作，会削弱接受提问并对之做出反应的真实性，而这种真实性是电视访谈节目的全部要点之所在。相反，我这样进行准备：以在电视上产生好的效果为准来着手拟订自己要发表的见解。我通常发现，这种准备方式还有其他一些好处。考虑如何简明扼要地表达要点，这常常迫使我设想相反的观点以及自己立场中易受攻击的薄弱之处，这有时使我更清晰地通盘考虑这些立场，或者甚至使我对之加以改变。华盛顿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许多政策都是在演讲撰写过程中制定出来的。同样，我发现，在我准备电视访谈节目的过程中，我的政策考虑有时也受到影响。
就应对文字媒体而言，我在第一年里也学到很多东西。在刚开始拜访报纸的编辑委员会时，吉恩会与我一同前往。我们会一块坐在那里，我会就某个问题进行回答。吉恩接着会修正我的答案，指出，我的实际意思与我刚才所说的略有不同。回想起来，也许在当时在场的记者看来，这似乎有点奇怪。但他使我意识到我的回答如何可能在以后给自己带来麻烦，从而的确有助于我学会（该）如何回答问题。
吉恩还使我认识到，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细节如何可以转变为某种有所助益的象征。吉恩曾对一位报道国家经济委员会的记者提到，在没有任何紧急问题需要处理的情况下，我也经常放弃预先安排好的与总统的见面。我觉得这似乎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我并非一定要出席吉恩为克林顿就各种会议和采访进行准备而举行的背景情况介绍会。吉恩是适当的人选，而总统完全有理由让尽可能少的人列席。我并没有遭排斥的感觉。相反，我认为，总统的这一决定——让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某个人士向他进行背景介绍——充分反映了国家经济委员会的重要性。但吉恩讲述的“放弃与总统的预约”的轶闻产生了显著效果，因为他与人们所熟知的那些关于白宫人士争夺权力和“（与总统）见面机会”的陈词滥调形成对照。随着这一传闻重复出现在其他报道中，他有助于向人们表明国家经济委员会在创立一个公开、公平的程序方面试图达到的目标。
我一开始就意识到，如果利用自己的职位或接近总统的机会来努力推进我个人的设想，那么，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就一定会误入歧途。所以，我总是尽量公平对待持相反观点者。即使当我单独在椭圆形办公室向总统讲述自己的见解时，我也会特地提到，虽然我的见解是X，但鲍勃·里奇的看法是Y，而劳拉·泰森的看法则是Z。有时，当我定期与克林顿会面的时机来临时，我会请与我意见相左的那些人一同前往，让他们亲自陈述自己的观点。华盛顿的人常常想当然地认为，能否在某一总统任期内具有影响力，这取决于你是否能充分利用自己接近总统的机会以及是否能运用自己的权力。但我发现，不抓住一切可能的“（与总统）见面的时机”，我反而更具影响力。我向同事们灌输某种协同工作、公平施政的意识，以此规劝他们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程序内展开工作，并且最终也增强了自己在总统那里说话的分量。
正如1993年制定经济计划时所表明的，这类协同工作极大地有助于政策形成、有助于赢得政府内部人士对我们政策的支持。另一个令人难忘的事例涉及我们当时如何处理与日本的贸易谈判。我们经济工作组的成员有各种观点——尽管所有人基本上都信奉贸易自由化。某些人持有一种极端观点，他们认为，在没有极其严重的压力的情况下，日本永远不会开放市场、迎接美国竞争。持另一种极端观点的是一些更加教条的自由贸易者，他们认为，我们与日本的贸易赤字更多地是由于我们自己的问题（包括我们的低储蓄率）造成的，而且，无论怎样，我们获益于（来自日本）的进口品。我则认为，世界第二大经济实体设有严重贸易障碍，这对全球贸易体系来说是一个重大问题，我支持为撬开日本市场而采取强有力的举措。但好就好在，在我们（制定政策）的过程中，人人都有充分发表自己见解的公平机会。这不仅产生出较好的决定——因为权衡了所有观点，而且使参与者与这些决定利益攸关——即使存有保留意见，因为他们觉得自己完全投入到了决策过程中。这意味着，在1993年的西方七国集团东京峰会期间，当就贸易问题的争论达到白热化时，本届政府用一个声音讲话，支持采取强硬立场。一位内阁成员向国内报告了与日本大使的一次谈话。这位大使说，就以前几届（美国）政府而言，日本官员能够与（美国政府）官员交谈并确定后者之间的分歧，这种做法当时有助于日本就自己的贸易政策进行辩护。他感到惊讶的是，在克林顿领导下，没有出现分歧，本届政府的每一个成员都严密遵守已经做出的这个（贸易政策）决定。
当然，凡事皆有例外。我认为，在某些领域，内部自由讨论不会具有建设性。政府内部某个人偶尔会建议就美元政策或联邦储备委员会有关利率的决定进行讨论。我能够说服其余的人，使他们相信，我们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决策程序不应适用于这两个问题。如果外界得知我们的强势美元政策或体现美联储独立地位（的那些决定）将会经受内部讨论，那么，人们的信心就有可能动摇，市场可能受到严重影响。如果其他人（对这两个问题）表示了强烈关注，也许就需要以某种不那么声张的决策程序来对他们进行讨论，但这种情况并未发生。
人们普遍认为，克林顿政府开始时麻烦不断。在整个第一年里，媒体密切关注这些事件引发的强烈反应：200美元发型、开除旅行办公室雇员、白水事件，等等。这些事件也许完全反映了白宫组织、纪律方面的缺陷，但在我看来，整个报道内容以及这些事件所产生的混乱似乎被严重地夸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