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次会议上以及在选举结束后一段时间里，人们争论的根本问题是，是否采取某种更具平民主义性质或某种更具中间路线的方针？选举结束后不久，在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内政策委员会按一种新程序就医疗保健改革举行了一次联席会议后，我与鲍勃·里奇和希拉里就此问题进行了全面讨论。鲍勃说，此次选举表明，民主党基层选民的积极性没有被调动起来，我们因而需要更大程度地采取某种平民主义的方针。我的观点是，被鲍勃冠以“平民主义”的某些政策以及——在很大程度上——这一措辞本身在经济上是不明智的。我敬佩并掌握了鲍勃就此问题——教育、培训以及着手解决不平等问题的重要性——发表的那些深刻见解。但我强烈认为，他和某些政治顾问急于使用的措辞（诸如“公司福利”这类术语）可能会对企业的信心造成负面影响，而这种信心是经济增长所必须的。我还认为，从政治上看，“平民主义”也是无效的。希拉里表示同意，她告诉里奇：“鲍勃，我们现有的民意测验结果和政治信息表明，我们需要争取的那部分人并未对那种平民主义取向做出良好反应。”她非常实际——她认为这一取向不会有效，所以才这样说。
但如果里奇就选举结果进行的阐释不对，那我们的问题出在哪里呢？我本人1994年（选举）溃败的见解强调五个因素：首先，到（中期）选举时，经济的强劲势头以及克林顿有关决定（对此做出）的贡献还未显现出来。其次，对手将我们的预算削减说成是对中产阶级的增税，而这种错误归结证明是极其难以撼动的。与此有关的则是第三个因素：这种错误印象——克林顿是一个倡导大政府的旧式自由主义者——由于医疗保健改革而得到增强，而这一改革本身也被对手误导性地加以描述。第四，克林顿倡导就枪支管制进行立法，这影响了某些场次的选举（结果）。第五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就是一系列问题和插曲，它们大都无关紧要，但被新闻界过分大肆炒作，被政治对手巧妙地加以利用，而且，白宫对它们的处理有时在某些方面有欠妥当，因而成为一个影响选举结果的因素。
其中非常突出的就是白水事件，这是一个复杂得令人索然无味的新闻题材，事关克林顿于20世纪80年代在阿肯色州进行的一项蚀钱的房地产投资。《纽约时报》在1992年大选期间对此事进行了报道，以后几年，新闻界及国会诸委员会的调查给本届政府投上一层阴影。这些查询毁掉了一些人的生活和职业生涯并为总统的对手提供了无穷的弹药。但在耗费数亿美元后，大多数明智的人都认为——如同独立检查官最终得出的结论：最初那些就白水事件而对克林顿夫妇提出的指控是没有事实根据的。许多人觉得白宫对该问题的处理方式使事情变得更糟，尽管我能够理解克林顿夫妇的沮丧。
在白宫的那两年里，我沉浸式地强化学习，试图了解政治以及华盛顿的运转情况。本届政府初期，克林顿对我说，他在军队同性恋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将在今后很多年里真正给南部民主党人造成伤害。
“总统先生，不会的，”我回答说，“我的意思是，这是今天发生的事，他们不喜欢它。第二天人们就关注另一件事情去了。”
但克林顿回应说：“不，这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影响人们对我们的看法。”
这个事例恰当地表明，一项决定产生的政治影响可能远远超过大多数人的预期，一个具有政治灵敏度的人能预见某些可能产生而其他人未加注意的影响。鲍勃·斯特劳斯曾对我说，要么你有政治直觉，要么你没有。我认为，刚到华盛顿时，我有那么一点，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后，我的这种直觉有了增强，但从未接近总统或白宫其他一些人的水平。
在提及1994年选举的各种会议上，我曾向总统暗示，医疗保健改革和枪支管制与此次选举溃败有关，此时，他就会提醒我注意这两个原因：增税以及我们未能有效地宣传我们的经济（政策）要旨。我从未听到他就失败原因做出更深思熟虑的判断。在选举刚结束的一段时间里，他似乎有点不知所措，而这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大约就在那个时候，我看到他为应对一场记者招待会而进行准备的情形。在与椭圆形办公室相通的小型宴会厅里，乔治和其他人在不断向他提问。他通常是应付这类局势的高手，但此时却没有回击这些旨在热身的提问。他似乎情绪低落，有点无所适从。
我对克林顿的同情源于自己经历过的某种感受，他可以追溯到高盛公司的套利活动或固定收入交易遭遇麻烦的时期。过去能有效赚钱的方式停止发挥作用了——就像克林顿的政治战略停止发挥作用一样，我在高盛公司的那些同事和我一时间都觉得自己没有了根基。当时的感觉就是：坏消息纷至沓来，出乎意料的损失接踵而至，看不到尽头，也无法清楚意识到某种前进战略。那种感觉最终让位于这样一种意识：我们正开始理解自己的问题。但就在我准备前往财政部担任新职时，克林顿还没有重新站稳脚跟。他还没有想出如何在这种新的政治环境中进行运作。我们其余的人也没有。在不确定的世界 信心与信誉第六章信心与信誉
1994年8月，劳埃德·本特森打电话告诉我，他打算在11月的中期选举后辞去财政部长职务。“我没有把此事告诉其他任何人。”他说。劳埃德解释道，他之所以告诉我，是因为他怕我也可能在考虑离开本届政府。如果我先到总统那儿去辞职，这就会给他的辞职带来更大困难。劳埃德说，他将推荐我接替他在财政部的职位。
劳埃德在电话上说的事，我只告诉了朱迪，她反应复杂。她感到高兴的是，我可能有机会去做自己想做的事。但她一直希望，在政府里干了两年后，我会离开，并与她在纽约重新完全生活在一起。她还担心，财政部长一职会给我们的生活增添某种新的拘束。朱迪想知道，我是否还能穿着一双旧卡其鞋沿帕克大街散步。我说，无论发生什么，我都不打算因为我是财政部长而有所改变。
几周后，总统请我去他的办公室。他把我已知道的事情告诉了我——劳埃德将离开政府并已建议提名我接替他的位置。克林顿的话表明，他倾向于接受这一举荐，但对我离开自己现在的工作岗位一事感到某种担忧。他谈了自己的感受：在一个不断面临程序和组织问题的白宫里，国家经济委员会干得很好。因此，他对送我去别的地方感到心情复杂。“你将在那里，而我将仍然被钉在白宫这个地方。”他略带懊悔地说道。
此后不久，刚刚接替麦克担任办公厅主任的利昂·帕内塔让我去他的办公室。他说，如果我去财政部，这会给白宫造成一个问题，但他认为决定权在我。我回答说，我对此事还不是那么确定，因为总统尚未正式向我提供这个职位。利昂认为它会是我的，我从中受到鼓舞，但在我确定自己能被提供这一职位之前，我不会说想得到它。相反，我告诉利昂，我必须考虑自己的生活以及下一步想做的事。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形势仍不明朗。许多人都知道劳埃德将要离开，他们想当然地认为我会取代他。但几个星期过去了，接着又是几个星期，由于某种原因，什么也没发生。我一直没有找到造成这一拖延的原因：克林顿正在考虑其他适合财政部这个职位的候选人？正在就如何安排我走了之后的国家经济委员会做出决定？正在设法如何使我留在原来的职位上？或仅仅是在处理某些更急迫的事项？总统也许一直在回避一个他并不急于做出决定的问题。最终，利昂打电话告诉我，总统希望我接受这个职位，就这样了。克林顿本人从未正式向我提供这个职位。利昂的副手、后来也担任白宫办公厅主任的厄斯金·鲍勒斯几年后常常开玩笑说，如果我作为财政部长一直干得不错，也许某一天总统会正式向我提供这个职位。
就担任财政部长而言，我的确存有各种担忧。在白宫的那两年使我认识到：问题的实质固然最为重要，但同样关键的是，对立场的表述要清晰、准确，且要与公众产生共鸣。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注意到，真正精于问题表达的那些人不仅仅具有某种善于沟通的天赋。他们这些人（如乔治·斯蒂芬诺普罗夫、吉恩·斯珀林、以及西尔维亚·马修斯）还懂得政策，能够预见性地考虑问题——预判一则评论可能引起的某种反应以及这种反应可能产生的各种反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