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前往财政部任职而言，我最为担忧的是，在白宫以外，如何找到那种有关交流和政治战略的高质量的咨询建议？为公平对待国家经济委员会，我曾指出，除西尔维亚外，我将不会带任何人去财政部。但这意味着我将不得不组建一个全新的班子。我尤其担忧，没有吉恩——我在那些领域最为倚重的人， 我将如何有效地开展工作。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财政部许多人士都具备高超的政治及沟通技能，他们还兼有政策方面的专长。但在去那里之前，我并不知道这一点。
当我与利昂讨论这一问题时，他建议我带走白宫通讯部的戴维·德雷尔，因为他极具才智，而且对问题表述有一种少见的良好感觉。但戴维蓄着络腮胡、留着马尾辫、戴着镶有钻石的耳坠，并系着印有美国国旗图案的领带（与之搭配的通常是一件帆布衬衫），这不是你心目中典型的财政部官员。此外，他还有这样的名声：是克林顿总统的政治班子中自由主义色彩较浓的成员之一。一次，我向艾伦·格林斯潘介绍戴维，称他是与我关系密切的顾问，这着实把格林斯潘吓了一跳，因为戴维那天的装束比平时更加离谱。这位（美联储）主席盯着戴维，仿佛后者来自另一个星球。
我发现，财政部与白宫大相径庭。从某个层面上看，我的职权范围广泛而更加确定。我是一个大型企业的头目，这个企业显然要对总统负责，但在许多方面则如同一个行动自由的子公司那样进行运转，有既定的法定责任。这些责任包括对这样一些大型机构进行管理（尽管以不同程度的权力）：国内收入署、海关总署、雕版和印刷局、秘密特工处以及酒精、烟草和火器管制局。财政部也有几个大规模的政策部门，他们对财长的工作效率更加至关重要。国际事务司负责处理国际经济政策，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以及其他多边机构中代表美国。国内金融司涉及债务管理、银行监督和其他一些规制职能，而且还涉及其他众多事项。税收政策司（所涉及的工作）对任何一届政府的经济战略都至关重要。经济政策组就众多问题提供分析材料。现在，我手下共计有16万名雇员。
但从另一种意义上看，作为一名内阁部长，我所处的地位（比过去）更加引人注目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我一直是一个团体的一员，我们帮助构想和倡导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现在，我要在公众舆论和政治方面承担责任，而这是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所没有经历过的。由于具有广泛知识和对有关事项的深刻卷入，克林顿仍然是自己的经济顾问班子的真正领导者——也是承担最终责任的决策者。尽管如此，现在我在某种程度上也体现着本届政府的经济政策。这意味着，如果从通货膨胀、失业（率）、生产率、贸易、或美元实力方面衡量，美国经济有任何恶化，我就会被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负有责任——当然是在政策反应方面负有责任，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可能也对问题本身负有责任。这还意味着，反对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那些人现在认为，我本人就是那些政策的体现，而不仅仅是设计那些政策的白宫（决策）程序的参与者。简言之，我现在处于政治炮火的射程之内，我先前可没有这样的经历，而且在担任财长之前，我并没有真正意识到这是财政部长一职必然要遭遇到的。我刚一就职，这种炮火就开始变得异常猛烈起来，这得归功于墨西哥（金融）危机。
在不确定的世界市场教育担任财政部长的经历使我进一步领会到两个相互关联、并已经开始在我的华盛顿历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的概念：信心和信誉。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我非常关注信心和信誉问题，因为他们与总统本人及其经济政策密切相关。我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帮助设计一项经济计划，该计划将会使企业、消费者及金融市场产生某种信心，比尔·克林顿要成功实现其经济目标，这种信心必不可少。我还向他提供帮助，建议他如何增强——以及如何避免减弱——自己作为经济政策制定者和领导者而在公众中享有的信誉。某一届政府的经济政策显然是决定其经济信誉的最为重要的因素。但某一届政府表述经济问题（包括这些问题的现象和实质）的方式也影响到他在企业和消费者心目中——以及在市场上——的声誉。而那种声誉很重要。如果人们认为某一届政府就经济事务而言总体上还算明智，这就有助于（增强）信心。反之，如果人们认为某一届政府在经济上不明智，这就使信心减弱。
在财政部，我仍然以总统经济顾问班子成员的身份承担某些责任。但我担当了某种新的角色。就某一届政府的经济信誉而言，总统的言行是最为重要的（影响或构成）因素。但财政部长在任期间处理问题的独特方式也具有意义重大的影响。作为本届政府经济政策的重要发言人——一个在实践中长期得到尊奉的角色，我在增进对美国经济的信心方面直接和间接地承担着责任。这意味着，我的信誉现在远远不止对我个人具有重要意义。而且，我很快发现，我的信誉时刻可能因为实质性错误或不经意的言辞——或者甚至是经过精心雕琢的言辞，但人们没有按我所预期的那样对它们进行领略——而遭到毁损。我还面临这样一种新的危险：我所担任的新职务必然使我有时遭遇严厉无情的人身攻击。
我所承担的新角色集中体现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悖论，但遗憾的是，它并非总是很好地为人们所领会。在某种层面上，信心和信誉属于感知方面的问题——是对这样一些问题的感知：经济环境有多可靠，某一届政府处理经济政策的能力如何，总统在职期间的工作效果如何以及财政部长在职期间发挥的作用如何。对这些问题的感知并非源于幻觉，也并非可以被不顾时效地加以利用。经济信心以及某一届政府的经济信誉可能有时——以及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不能反映现实情况，但他们终究以现实为基础。因此，把信心和信誉本身作为追求目标基本上是徒劳的。试图创造某种经济强劲势头的印象，这种举动几乎肯定会适得其反。为影响经济或市场而在公共关系方面进行的努力或尝试不能改变根本现实。对任何试图这样做的人来说——无论他是总统或财政部长，这类举动只会削弱其信誉，破坏其（向人们）注入信心的能力。
换言之，信心和信誉是我们时刻关心的问题，但他们不是我等之辈能够直接追求的目标。最终产生信心的是我们所追求的政策。而在一个由共和党人控制国会的时期里，处理好政治问题将对我们可能取得的成就具有决定意义。
在整个1995年及1996年初，克林顿与国会新的多数党之间展开的斗争涉及一些具有重大意义的根本问题：政府应发挥什么样的职能？政府应在社会中发挥多大的作用？政府应在多大程度上帮助穷人？回过头来看，当时发生的一切显得更加明朗了。克林顿当时正在全力扭转1994年国会选举胜利者们发起的一场势力强大的反对政府作用的举动。但在当时，克林顿的这场努力给人以在所有问题上鏖战的感觉。
克林顿政府内部继续面临着一场争论：如何对共和党人做出反应？一方主张，我们需要更具平民主义性质，激发民主党基层的活力。劳工部长鲍勃·里奇是这种观点最典型的代表，他现在公开谈论：有必要削减他所谓的“公司福利”。我同意这种见解，即：用公共事务开支对赢利企业进行补贴——许多这类补贴深深固定在税法中——造成浪费，而且也是没有道理的。但我认为，使用“公司福利”这一术语具有煽动性，可能会使人们对总统的看法——以及因此对经济本身——产生负面影响。此外，我列席旁听了许多有关独立选举人的讨论，从而感觉到，对选举结果起重要作用的这部分选举人对任何听起来像是阶级福利的东西都很反感。克林顿为抵制这一旧有模式——反对大企业的民主党人——而费了不少周折。他赢得了商界和金融市场的信心，其程度令人惊讶。使用听似对企业具有敌意的措辞可能会损害这种信心，给经济以及本届政府造成危害。
除了这些实质性的政治分歧之外，还有一个程序问题。在克林顿第一届任期的头两年里，里奇一直是政府内尤其具有团队精神的一名成员。他与克林顿私交甚密，凭借这种关系——他可以追溯到他们一起在牛津大学度过的那些日子，他本可以轻易绕过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有关程序。但就我的观察，他从未这样做。但现在，在未经任何内部讨论的情况下，他独自冒险闯入一个新领域——从言辞和实质内容看都是如此。在我看来，这似乎与我们（过去达成）的谅解不相一致。我们商定的程序是，如果经济顾问班子的成员产生分歧，并且不能在他们内部解决自己的争论，他们就应该通过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某种程序，把有关问题提交到总统那里，由他做出决定。接着我们都可以公开支持这一决定——无论其内容如何。如同某个与我产生严重分歧的人那样，鲍勃现在的行为使我陷入麻烦的境地。即使他单独谈论这些问题，他也会看上去像是代表本届政府的立场。但如果我发表与之相反的见解，那就会使本届政府看似处于分裂状态。程序可能是一件需要精心加以维护的东西：我不可能像鲍勃那样行事，因为这必然引起混乱。经过某种讨论，鲍勃同意不（再）使用那类措辞，因为他毕竟与其余成员一样，对我们作为一个经济顾问班子所从事的整个工作持支持态度。我们同意就相关问题——（针对）公司的最佳做法——举行一次公开会议。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由于迪克·莫里斯的暗中运作，白宫内部的讨论开始受到影响。1995年春，白宫人员惊奇地发现，总统另设了一个由莫里斯领导的、完全独立的顾问班子，后者是一位民意测验经办人、政治顾问，曾在阿肯色州为克林顿工作。我与莫里斯没有多少相互交往，但我认为，他的某些视角——比如对独立选举人的关注——在政治上是有明智的。但问题又一次涉及某种固定程序的必要性。总统向任何他觉得有所助益的人征求意见，这合情合理。但从事这类活动的具体方式不应绕过白宫的固定（程序）结构，这种绕行产生了各种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