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5年4月，发生在俄克拉荷马城的一起国内恐怖主义行为造成168人死亡，其中包括18名财政部雇员以及一些财政部雇员的家属。我与总统和其他政府成员一同飞往俄城面见遇难者亲属并参加一个悼念仪式。克林顿总统在那个仪式上的演讲表达了全国人民的感受，令人感动。在与遇难者亲属会面时，我曾极力搜寻恰当的措辞，因此，对总统那种在一个震惊和悲剧时刻给这些亲属以及全国带来安慰的能力，我不仅欣赏，而且敬重。政治分析家指出，这些令人可怕的事件——以及克林顿总统对他们的反应——对在我们的社会中复苏公众对政府的尊敬起到了重要作用，而且就总统在美国人民中的地位而言，他们也成为某种转折点。
克林顿的政治转变在预算战过程中展现了出来，这场争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候，政府两度停止办公。我记得，那场冲突刚开始时，就在我们结束在内阁厅举行的一次会议的时候，斯蒂芬诺普罗夫告诉我，我们将就共和党人提出的老年医疗保健削减而对他们进行攻击。乔治说，金里奇提议大幅度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从而犯了一个大错，我们将抓住这一错误，对他死缠烂打，直到1996年大选。吉恩·斯珀林曾把乔治说成是一位政治天才，但在我看来，乔治似乎只是让人觉得荒唐可笑。围绕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的削减来组织一场总统竞选，这看上去似乎难以想像。我记得自己与拉里·萨默斯一同笑了起来——这种取向显得如此不够大气和充分。
当然，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政府支出从抽象意义上看也许不受欢迎，但某些具体项目却在人民中间引起共鸣。试图削减2700亿美元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并按大致同样的金额减税——其方式主要有利于富人，这是一个政治上特别具有利用价值的问题。1993年，共和党人非常成功地将赤字削减说成是对中产阶级的增税，此后，克林顿政府日益成熟起来。这次，当我们的对手制造歪曲我们政策的棱镜时，我的同事们将不会袖手旁观。总统告诉我，1993年，我们“离开了战场”。1995年，我们没有离开，而是顽强战斗。当然，预算冲突涉及的利害关系远远不止是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总统对其他许多有关问题也备加关切。他在我们的一次内阁会议上说，“老年医疗保健补贴是一件政治上至关重要的事情”，间接提到了那些旨在保护这一老年医疗保健计划的势力强大的游说活动。“但我不会让他们破坏——仅仅因为无人关心帮助穷人的计划——（针对穷人和残疾人的）医疗补助制度。”
总统捍卫老年医疗保健补助制度、反对主要有利于富人的减税，这只是他（政治声望）重新上升并在1996年再次赢得选举的原因之一。他在政治上恢复活力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人们终于开始把他视为一个中间主义者。媒体普遍认为，与他在职的头两年相比，这代表着某种变化。我则认为，克林顿的中间主义立场始终如一，我们最初的预算削减计划、他对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支持以及（他在）其他一些问题（上的立场）都证明了这一点。对手出于选举需要而常常将克林顿的医疗保健改革攻击为某种大政府计划，但他曾提出过某种解决方案：由私营企业参与，尽管政府将发挥某种重要作用，这与政府提供医疗保健的说法形成对照。但在1995年和1996年，总统更加审慎而有效地传达了这一改革方向。感知方面的变化证明了一个完全超越华盛顿政治范畴的重要论点。总统在很大程度上仍然继续沿着前后一致的（逻辑）轨迹进行政策选择，但只是在两年以后，人们对他所作所为的感知才开始与这一现实相一致。
1995年，我们拿出一个预算，继续降低赤字——一个固定的实际赤字数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国会中的反对者就我们的预算未能达到平衡而频频发起攻击。我记得，当我在参议院财经委员会作证时，该委员会的几名共和党人想要我承认：“一看便知”，我们提出的预算将意味着2000亿美元的赤字。我不愿以美元价格来描述继续存在的那部分赤字，因为有人可能会对此加以利用，错误地争辩说，我们没有对预算削减承担义务。我在回答中指出，我们的提案将继续降低赤字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份额。但事实上，我当时处于一种自己无法确认的停滞等待状态。我们的战略是，在提出一个预算的同时，我们就其他开支削减——这些削减会大大降低赤字——展开工作。在这项细致而艰苦的工作中，我们有幸得到艾伦·科恩的帮助，他是联邦政府中的众多无名英雄之一，是一位不修边幅但工作勤勉的财政部职员，也许是政府部门中对联邦预算程序最了解、最有兴致的一位人士。我们不想把艾伦帮助我们找到的那些削减（项目）纳入最初提交的那个预算提案，担心共和党人会将他们“藏匿起来”并接着在谈判一项最终的预算案时寻求额外的、我们所反对的削减。因此，在一段时间里，我们继续展开工作，研究我们真正的预算提案的内容，但那时还未就此做出任何决定：他是否必须达到绝对平衡。5月，共和党国会议员在一项平衡预算中提出他们的减税议案——以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和穷人医疗保健补助金为代价。
克林顿总统很早就意识到，赤字——哪怕是很小一个数额——的持续存在给他造成了一个重大政治问题。在我们定期就1996年预算而在罗斯福厅和内阁厅举行的会议上，他总是问到：“我不应拿出一个平衡的预算（案）吗？”他的所有经济顾问——包括我在内——对此的反应都是：没有必要，因为从经济上看，少量的、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持续下降的赤字与真正的平衡没有任何实际差别。我们曾在1993年成功地着手解决赤字问题，并打算继续削减赤字。某种真正的平衡预算的完全实现必然需要额外的项目削减，而这类削减几乎没有任何经济上的好处。
5月的某个时候，在内阁厅的一次会议上，克林顿最终向我们指出：“如果要让别人关注我在其他问题上的提议，我首先得拿出一个平衡预算。一旦做到这一点，我就可以谈论那些进步计划。但如果我拿不出一个平衡预算来，他们永远不会倾听我有关进步计划的提议。”大致上看，我认为，他的这番话是有道理的。我们这些顾问坐在那里，向他解释，从经济上看，几十亿美元的赤字与零赤字没有区别，这一点也是经得起分析的。但另一点更加事关重要，也就是克林顿提出的：如果我们想提议把钱用于教育和改造城市贫民区计划，我们就得以预算平衡为前提，否认人们是不会理会我们的。总统意识到，虽然财政责任本身不会在政治上产生反响，但使联邦政府的账簿达到平衡的确能产生反响，而且也是选民能够认同并为之团结的一个目标。在那次会议上，克林顿事实上就自己的议事日程与公众产生共鸣的必要条件提出了极其具有洞察力的见解，但他的这一立场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但我后来意识到，没有这样一个能够在政治上产生反响的目标——一个预算平衡，财政责任本身也变得更加难以建立和维持。我记得在1993年初，当我们最初就经济计划而在小石城举行会议时，克林顿提出某种见解——他的上述观点只是这种见解的扩展。当时，赤字削减一直被他称为某种旨在促使经济活跃起来的“门槛问题”——他希望着手处理的其他任何事项的先决条件。现在，预算平衡已经成了一个门槛问题，因为只有拿出一个平衡的预算，我们才能得到人们理会，才能从事本届政府所关注的几乎所有其他事项。就击败这种有害主张——增加一条有关预算平衡的宪法修正案——而言，提出对预算进行平衡也许是惟一可行的途径。这样一条修正案会违背我们所有已知的有关经济政策的知识。他可能迫使联邦政府在经济衰退期间削减开支或增加税收，以“亲周期”的政策代替“反周期”的政策——前者会经济更加紧缩，后者则通常是衰退时期需要实施的。即使在我们决定支持一项平衡的预算后，该修正案在1995年也仅以一票之差而在参议院未获通过，如果我们不对人们进行这样的劝说，该修正案完全有可能被通过，即：该修正案会不时要求削减开支，而这些削减可能危及社会保障资金。
克林顿在那次会议上就预算平衡所说的那番话使我受益非浅。伴随着在白宫的工作，我已经开始懂得，如果你想要人们在意你（的提议），你就必须通过一定的表达方式把自己与他们联系在一起。但有时即使这样也还不够。在某些议题上，人们就是不会理会你，除非你通过自己的语言或行动首先取得他们的信任——这就是克林顿就某种平衡的预算提案所持有的观点。相反，在有些议题上，某些评说引起人们的反感，人们不会继续理会你的提议。回溯我在纽约的那些日子，我想起了好几年前与比尔·林奇一起参加的一次晚餐。林奇是一位美国黑人政治家，一直在戴维·丁金斯手下担任副市长。当朱迪在丁金斯市长手下担任礼仪官时——朱迪与丁金斯的友好关系可以追随到后者担任市长以前，比尔成为了我们的朋友。许多华尔街高级人物围坐在实权酒店（Regency Hotel）的那张餐桌旁，其中很多是犹太人。那时，人们就此展开激烈争论：杰西·杰克逊是否发表过反犹言论。我认为，这个问题在很大程度上被夸大了，黑人团体与犹太人团体之间的关系本应十分健全，但由于误解和双方某些成员不恰当的言论，使这一关系恶化了。林奇在众多问题上的见解才智过人、思维敏捷、而且非常有趣。接着，在晚宴的某个时刻，他引用杰西·杰克逊的话来证明某个论点。他立刻意识到，谈话的整个势头随着这一言论而发生了变化。他后来对我说，“我刚一说出那话，他们就不理会我了”。我在公司领域多次观察到同样的现象。一家公司通常会以此来处理某个公共关系问题：过于自信地为自己的行为辩护。但即使其行为正当有理，如果首席执行官首先急于辩解，那也无人真正理会。除非他首先道歉或承认错误，否则人们是不会理会的。如果他认为自己的确没有犯错或其错误不像人们所描述的那样，那要做到首先道歉或认错是非常困难的，但也许只有如此才能使自己得到人们的理会。
我们应该有一个平衡的预算，同意这一点并不意味着同意共和党人的某些具体提议。在整个那一年里，举行了一系列非常公开的谈判，尽管大多数早期的白宫-国会会谈实际上不能被称为谈判。参议院预算委员会主席皮特·多米尼西和众议院筹款委员会主席约翰·卡西奇率领共和党人投入战斗。利昂·帕内塔则是我方的领军人物。这一进程开始时产生的分歧是：各方可以有多少人参加会谈，他们应该是谁，等等。当最终着手进行实质性讨论时，人们对他们的处理方式如同对待一场外交峰会，双方实质性地就有关话题激烈交锋。共和党人会对此表示忿忿不平：就项目削减而言，我们表现得不够狠。我们则会忿忿不平地回应，他们大幅度地削减老年医疗保健补助金及其他社会开支以换取对富人的减税。双方的言辞都极尖刻。这些讨论是秘密进行的，但参与者把会上的言论公诸于众。双方谁都没有试图去说服对方或达成某种和解。
即使在克林顿提出一些重大让步后，双方仍然不能达成一致。共和党人也许可以在几个关键问题上宣称获胜——尤其是在克林顿提出一个10年平衡预算的计划后，或是在他后来提出这样一个计划之后：以7年实现预算平衡这一目标来换取共和党人放弃对社会开支的大规模削减。出于某种原因，他们从未这样做。总统在谈判中的表现可能使其对手不愿达成一项交易。通过多次观察克林顿（在谈判期间）与其他人的交流，我可以认定，共和党人当时对他有所误解。他们产生这样的感觉：他同情他们的见解，虽然我可以断定他并非如此——他只是专注地倾听。另外，克林顿也许一直流露出自己的内心想法，那就是：他太想达成一项交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