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在我们悄悄研究此项（技术）尝试的时候，另一些人则开始更加公开地表达意见。参议员鲍勃·克里组织了一个关于重构国内收入署的委员会，他举行的听证会变成了一个讲坛，利用人们对国内收入署的怨言作为反对累进收入税本身的证据。众议院多数党领袖迪克·阿梅（共和党-德克萨斯州）来到该委员会，为支持自己的一律税作证。保守主义活动家格罗弗·诺奎斯特被纽特·金里奇推选为该委员会的共和党成员之一，他试图把这些听证会变成对国内收入署的一种调查，即：国内收入署是否从政治目的出发而把诸如基督教联盟这样的保守组织列入征收对象——一项毫无根据的指控。大约在这个时候，贴在汽车保险杠上、写有“支持国内收入署-投民主党人的票”的宣传广告开始出现了。
克里参议员设法抵制某些保守分子的这类举动：试图将这些听证会变成某种反对税收、反对政府（作用）的讲坛，但成效有限。他也利用听证会来推进自己最偏爱的那些构想中的一个：把国内收入署从财政部分离出来。我认为，这种周期性地反复出现的观念——把政府各组成部分分解成一个个独立单位，各自对相关的委员会负责——似乎会成为一种方案，旨在建立不那么具有责任制——因而也就不那么具有效力——的政府。就这里提到的事情而言，一个委员会将永远不会具有财政部可能拥有的那种知识以及对问题关注的连续性。与人们论证时提出的类比——私营部门的首席执行官——不同，一位独立的国内收入署署长将不必为自己的股价和持股人担忧。克里和我进行了一些争论相当激烈的交锋，我们彼此都无法让对方接受自己的观点。我理直气壮地提出建议：总统（今后）应该否决克里正打算就此问题提出的立法议案。
随着罗索蒂签约受雇以及白宫支持我们在建立某种外部委员会这一问题上所持的立场——尽管没有达到同意我的否决提议的地步，我们开始感到自己正在获得在国内收入署问题上的控制权。在我们于1997年9月出访中国期间，它远不是我考虑的问题。琳达·罗伯逊（那时是我们的负责立法事务的助理部长）通过（我的）手机告诉我，国会爆发了，当时是夜晚，我正与迈克·弗诺曼和鲍勃·布尔斯廷（他从白宫到了财政部，在政治及联络问题上担当我的顾问）一起步行穿过天安门广场。闪过我脑海的是一个此前尚未意识到的警告信号。回想起来就是：1995年，国会批准我为财政部长后不久，我出现在“本周与戴维” 布伦克里节目上。布伦克里的第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他所听到的针对国内收入署的那些抱怨。我感到惊奇，这位传奇式的华盛顿记者竟会就这样一个不起眼的问题而浪费宝贵的访谈时间，我则用某种非正面的回答把这个问题给搪塞过去了。现在我认为，布伦克里毕竟可能已经把握到了政治脉搏的跳动。
当然，我们知道，参议员威廉·罗斯（财经委员会主席）将举行听证会以调查国内收入署的不正当行为。但我们没有想到媒体正在为后来发展起来的那种狂热情绪推波助澜。反对收入税的那些人发现了——或者说找到了——一个重大政治问题。罗斯的助手们向“60分钟”节目组预映了他们收集到的最令人震惊的事件，“60分钟”在听证会开始前的那个星期天播出了这些事件，极度夸张、缺乏客观性。显然，国内收入署的确存在严重问题。但“60分钟”的表述具有误导作用。不久，《新闻周刊》也就国内收入署发表了一篇具有煽动性的封面报道。
在三天的时间里，参议院财经委员会让国内收入署雇员成群结队地前来作证。人们躲在隔离板后面，对着音色扰乱器讲话，以防止可能的报复行为。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些人是谁。委员会中真想弄清楚国内收入署有何问题——而不是妖化它——的那些人无法使听证会做到客观。
我们无法对这些骇人听闻的报道做出反应——尽管我们想这样做。某项联邦法律禁止公开私人纳税者的信息，除非该纳税者放弃其因隐私权被侵犯而进行诉讼的权利。这种放弃应该是在参议院财经委员会前作证的一个条件，但该委员会或媒体都没有向证人提出这种要求。因此，公众无法得知，那些声称自己遭到侵害的人是否在说实话。
从某种更理智的角度看，国内收入署在很大程度是一个有效的税收机构，但的的确确存在某些缺陷。问题之一就是，其思维模式过于倾向执法功能，“顾客-服务”这种理念显得不足。但许多人只是简单地拒绝承认这一点，即：要使我们的自愿服从系统有效发挥作用，执法是必要的。某些批评者，如参议员查尔斯·格拉斯利（共和党-伊阿华州）和众议员罗伯·波特曼（共和党-俄亥俄州）真诚关注于使国内收入署成为对纳税人更友善的机构。但在整个听证会过程中，其他一些人则试图利用国内收入署的一些不正当行为来误导人们对整个这一机构的印象。没有人在意这一点：该机构每年要处理2.5亿（美元）的收入，其间并无任何欺诈或贪污行为。一旦这种观念——国内收入署是一个失去控制、无故侵害纳税人利益的机构——扎下了根，处理这个问题时就没有理性和适度可言了。共和党人、民主党人以及媒体一拥而上，没有谁认真关注更广泛的背景。
我很快意识到，在一场激烈的政治风暴中，我们无法有效地对这些指控做出反应，更不用说恢复客观了。戴维·德雷尔对我说，没有人会听我在这个问题上发表的任何言论，除非我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国内收入署存在某些问题，我们承诺进行改革。”这与克林顿在预算平衡问题的情况或比尔·林奇在那次纽约晚宴上拒绝批评杰克逊这一事件不同。即使我做出上述承认——我一直这样做，也没有人对客观看待国内收入署感兴趣。我可以雇用一支游行乐队，大张旗鼓地宣传我的见解，但没有人会理会。
问题在于，当有人受到不公正待遇——某些人的确有这种遭遇时，如果一位政府官员试图讲述更完整的背景，人们是不会倾听的。当一位纳税人起身讲述国内收入署执法人员如同恶棍的行为时，其他的一切都不重要了。讲述这一点是绝对没有吸引力的，即：102000名国内收入署雇员中的绝大多数正小心谨慎地运用一部极其复杂的税法，某些错误——甚至某些不当行为——在所难免。在整个进程都于己不利的情况下，（即使是）最有勇气的美国参议员也不能够客观对待这样一种论争。他只会被一种走向错误立法的恶劣进程所倾覆。
在任何这类激烈的政治争斗中，我从未搞懂的是：为什么没有某位富有进取心的记者出于私利去探究故事的另一面？在一场一边倒的争论中，试图以理智声音说话的那个人似乎完全有可能登上头版或在电视上处于显著位置。某些记者最终写了一些客观报道国内收入署的文章。但大多数报道几乎完全是一边倒，至多是在带有煽动标题的那些文章中藏有一两段起平衡作用的段落。
在私下里，我的确设法提出这一点：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在我与罗斯参议员一次会谈中，后者指出，应该“决不容忍”国内收入署犯错。我说：“比尔，我不知道自己的生活中哪一天是没有犯错的。国内收入署有10万人——你打算怎么办？我敢说，甚至你有时也犯错。”罗斯笑着说：“是的，我们都会犯错。”但他没有改变自己的方针。
由于有了这些听证会和媒体报道所造就的氛围，国内收入署改革法案成为不可否决的了。在我从中国返回并与厄斯金和白宫办公厅的其他一些人会面后，在场的每个人都同意这一点：否决共和党人的这个议案是不明智的。但由于国会的民主党领导层对一项肯定获得通过且没有总统否决威胁的议案表示支持，我们几乎没有什么谈判筹码。但财政部的几位主要官员决定坚持一下。我沉浸在技术细节中，几乎像一个高级助手那样与国会议员和助手们一起工作，以改进该议案。尽管我们缺乏施加压力的手段，但我们能够为最终形成的法案做出重大贡献，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们先前在改革国内收入署问题上与认真对待该问题的立法者协同工作所获得的信誉。尤其是，在这场政治风暴逐渐平息下来后，我能够与两名最大程度参与该议案的众议员——共和党人罗伯·波特曼和来自马里兰州的民主党人本·卡丁——就关键问题以一种全新的、非政治的方式协同工作。在这个事件中，我记得最清楚的另一位国会议员则是民主党众议员斯特尼·霍伊，他在原则上支持我们——当时很少有人愿意这样做。
总统的政治技巧也帮助了我们。在众议院于10月通过一项议案后，参议院共和党人没有在国会秋季会期结束前迅速通过该议案，这给了总统一个有利时机。它们也许打算把这一问题带入1998年，在时间上更接近中期选举。但将该议案拖入新一个国会会期，这减弱了攻击国内收入署的政治能量。此外，克林顿总统利用这个拖延，以软的一手来弱化这个问题，他称，不可以使该议案在参议院被搁置起来，并且在其国情咨文中呼吁共和党人“把通过两党一揽子议案当做你们的第一要务”。这可要点胆量，但有助于降低政治热度。
克林顿总统在1998年7月签署的那个议案仍然存在严重缺陷——尤其是那些阻止或防碍执法的条款。自我离职以来，出现了许多新闻报道，它们涉及该改革法案所造成的那些问题。当时支持该法案的那些人现在“震惊”地发现，执法（能力）正遭受严重（削弱）。这样一种后果也许不是有意造成的，但却是完全可预见的。正是当初首先没有客观看待这一问题的新闻机构现在在抱怨（该法案）产生的那些问题，没有承认自己（在促成该法案过程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一个事例就是，《华盛顿邮报》的一篇社论指责国会议员们“打击并削弱了”国内收入署——这是事实，但忘了提到《邮报》自己以及其他新闻机构在这一过程中所发挥的重要作用。
当（围绕）国内收入署的这场战斗消退后以及在经历了墨西哥（危机）、债务限额危机和预算战后，我们认为，财政部也许可以享受一段相对正常的时期了。但不会是这样。在几周时间里，我们开始接触到一场全球金融危机，结果表明，相对于我们大家就我们在职期间可能遭遇的各种危机的预计，这场危机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处理起来更加复杂，而对美国经济的威胁也更大。在不确定的世界危机边缘的世界第八章危机边缘的世界
我曾告诉拉里·萨默斯——更为重要的是，告诉我自己，我可能将在总统第二个任期的中段——最好是1998年的某个时候——离开财政部。正如事态发展所表明的，两件事情阻止了我这样做。第一件就是始于1998年1月、长达一年之久的弹劾战。我不想使总统的处境变得更加困难——无论我就自己的离职做出何种解释，在1998年，人们对我辞职的各种解读都有可能给克林顿造成损害。我的离职还有可能会增加总的不确定感，这又可能给经济造成负面影响。
阻止我离职的另一个事件则是亚洲金融危机，它始于弹劾冲突几个月前，是由一种不起眼的货币（泰国铢）于1997年7月的贬值所引发的。自越战以来，几乎没什么美国人关注泰国，发生于该国的这个看似不大引人注目的事件却引发了一场重大金融危机。处理这场危机的大多数实际工作落到财政部身上。作为部长，我公开代表美国的反应，我的离职可能会对信心造成影响。由于拉里所具备的能力，这一局势显然需要我们二人完全投入，避免领导层发生变化可以使我们的处境更好一些。
人们通常所称的亚洲金融危机实际上是一场全球经济危机，它于1997年夏始于亚洲，并在近两年的时间里传播到远至俄罗斯和巴西这样的国家。在新兴市场以及甚至在工业化世界，都可以感觉到危机产生的影响。从整体上看，这一事件给全球金融稳定造成巨大威胁，并给受影响的那些国家造成巨大经济困难。在美国，资本市场在1998年秋似乎处于停滞下来的危险中。在俄罗斯发生债务拖欠以及一项巨大投机基金——“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其大量投注于全球资本市场恢复正常）——几近崩溃后，即使是美国财政部债券（世界上最安全、最容易兑现的流通手段）市场也遭受打击。在一个短暂的时期里，除那些拥有最佳信誉的公司外，所有公司都被冻结出债务市场。这也许是那几个月里——不断加剧的金融动荡在这期间看似会危及整个全球金融体系——最富戏剧性的时刻。
从某种意义上看，1995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为理解处于危机中的经济所发生的情况提供了一个范例。但我们在墨西哥危机期间的担忧——某种金融传染病会肆虐全球——没有实现。但就这一次而言，我们所担忧的那种场景成为了现实。从在泰国发生以后，这场传染病猛烈而不可阻挡地蔓延。我们的利益与正在发生的一切息息相关，但与两年前处理墨西哥危机时相比，美国处理这一危机所具有的自利在国会和美国公众看来并不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