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此次而言，结果表明不立刻做选择是最好的选择。此后的几天里，财政部和联储官员把注意力转向了另一个想法，当几星期前它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里头一次被提出时，我们认为它不明智或不可行。这一建议是所谓“停止”的自愿版，各银行同意贷款展期，延长其到期时间，并把短期债务转换成长期债务。我认为较早的时候银行不太可能考虑这样做，因为它们都还没有认识到形势的严重性。但如今最后时刻即将到来，各银行都面临无力偿债问题。但它们仍不会主动行动，我们需要提供催化剂。这一计划还包括另外两个因素：韩国方面需要进行更有力的改革，而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贷款国政府加速拨付资金。
这个三叉戟式计划不仅更可能有效，还因使私人贷款者参与危机解决过程而减少道德风险问题。各银行并不太愿意延长韩国的贷款期限，也不会主动选择继续承担风险。在这一计划下，它们可以彼此共同承担、在某种程度上与多边机构共同承担得不到偿付的风险。我从来不喜欢把我们的拯救努力称为“救出”——拯救投资者是恢复稳定不可避免的副作用——但你可以把这一方法描绘成对私营部门的“救入”。在我们开始对这一想法进行探讨时，我对贷款者和投资者对新兴市场风险感觉的丧失程度的看法得到了证实。我们询问商业和投资银行除直接贷款外，他们通过金融衍生工具而与韩国有关的风险有多大。大多数银行提供的都是很不准确的数据，某些公司用了整整一个星期来查询。
该计划要面对的各种风险之一是成功实施的巨大困难。每一家银行都能通过搭便车来获利，只要大家参加时你不参加即可。但如果大多数主要的金额机构不同意按平等条件加入，这个计划就会破产。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实际手段来保证他们合作。我们只努力通过打电话、要求各银行首席执行官按其集体利益而行动来影响结果。对某些不情愿的参加者来说，表明世界可能在危机和失败发生的情况下，知道谁应对失败及其后果负责任。
与此同时，戴维·利普顿也正在返回汉城的路上，部分原因是要评估金大中对改革的坚定程度。国务院的某些人起初反对让韩国的当选总统在接受国务院某人的更正式的拜访之前先会见财政部的官员。但新任驻韩国大使斯蒂芬·博茨沃斯推翻了这种反对，他认为情况非常紧急，不能讲究繁文缛节。博茨沃斯曾是驻菲律宾的非常出色的大使，以前曾在国务院的经济事务部门工作，不仅非常理智和有效率，而且正是我们以后会更多地需要的那种外交官——那种能把外交政策经验和技能与对经济问题的良好理解结合起来的外交官。博茨沃斯说利普顿应尽快拜见金大中，而利普顿在韩国的第一站就是曾作为这位前劳工领导人的竞选办公室的工会总部。
我在那天和全家一起到英属维尔京群岛的维尔京戈尔达岛去度假，我们每年都去，已持续了15年。和往常一样，我雇当地向导加菲尔德·福克纳带我去邻近的、宁静的阿内加达岛——过去飞行员常常得当心这儿的牛群阻塞机场——用蝇钓海鲢。你可以在船上或在浅滩上努力寻找银色的海鲢，它在清澈的海水会一刻不停地游动。这种鱼速度很快，非常挑剔，也非常强壮。一条仅重几磅的这种鱼能在一瞬间拖着钓线游出几百英尺。但这次我不能带着加菲尔德，一整天我都在与华盛顿的格林斯潘和拉里以及汉城的戴维通电话。
正当我急切地看着水面时，戴维报告说他与金大中的会面极其令人鼓舞。尽管他是以一个民粹主义的政纳上台的，但金对戴维说如果韩国人只会不停地把问题归咎于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韩国就永远也解决不了那些问题。这位新总统说成本应通过三方面来分担：政府必须重组以削弱韩国财政部的权力。财团必须重组。鉴于其背景，可能最重要的一点是，金对戴维说要使韩国公司重新赢利，工会必须接受解雇和工资削减。到那时投资和增长才能恢复。在会面快要结束时，戴维说金变得更有些像哲学家。他说：“30年来他们逮捕我、流放我并想杀死我。现在我回来了，并且当选了总统，正好要面对我的国家的崩溃。”
金进行改革的承诺意味着我们可以继续推进“救入”建议。韩国欠日本、德国和包括美国在内的其他许多国家银行的钱。计划要想取得成功，我们就需要七国集团的伙伴和其他关键国家的参与。其中许多国家都支持以某种方式来救入，但我们还需要他们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援助和各个国家捐款的逐步增加。我飞回华盛顿，而拉里则勉力应付着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层以及他在七国集团中日本、欧洲和加拿大的同事的电话往返，同时向白宫和外交政策团队报告我们的进展。
我们在那个假期打扰了全世界财长和央行行长的休息，这多半创造了纪录。但我们所打的电话是值得的。在其他十二个国家参与后，我们在平安夜发表了一个声明，表示我们将寻求发达国家的银行延长其贷款，在此基础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加快资金的拨付。声明还列举了在私营银行和韩国做出其努力后所有愿意提供双边援助款项的国家。
联储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同步的国际努力来鼓励各国银行共同行动，这要是通过纽约联储和财政部来操作。使本已困难的形势更为复杂的是，我们要召集的银行家们都分散到各地度圣诞假期去了。我在拉里办公室的会议桌前给美国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打电话。对纽约联储行长威廉·麦克多诺来说，如何掌握平衡更是难事。联储是美国最重要的金融管制机构，召集会议即可施加压力。如果这种压力超过了“道德劝服”的限制，就可能是对联储管制权力的不当使用，而且也会因使银行更加惊恐而适得其反。比尔自己曾是一位商业银行家，他知道怎样来说这个问题。当美国主要银行的代表在他的办公室聚齐后，他提议他们采取集体行动，不是为韩国而是为其自身利益和股东的利益。否则，他们持有的巨额韩国债务就可能无法收回了。有些银行家抱怨，但几乎所有人都同意参与。比尔·罗兹在这一努力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国际金融界的一位重要银行家，在20世纪80年代的债务危机中，他的“金色名片夹”和不知疲倦的劝诱使他在全球金融界名声大噪。类似我们这样的会议在世界各金融中心召开。伦敦的外国银行恐怕比其他任何地方都多，英格兰银行行长埃迪·乔治把银行家们从假期召回，在节礼日召开会议，而那天伦敦的金融区伦敦城通常是会因假期而关门歇业的。
金总统对经济和金融部门改革的公开承诺，加上国际社会的金融支持，我们的共同努力带来了我们所期望结果的征兆。韩国的货币和股票市场很快稳定下来，尽管在一段时间里它们并没有大幅度上升。恐慌似乎已经减弱，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的担忧也得到了一时的缓解。最终，各银行并未因参与而遭受损失。他们得到全额的偿还，并且在此期间得到了更高的利率。我们最终也没有付出任何一笔美国的资金。财政部与韩国有关贷款协议的讨论——起初很激烈——在几个月后逐渐停止。这笔钱已不需要了。
这并非危机的韩国阶段的结束。在1998年的某几个岌岌可危的时刻，我们曾担心这个计划不起作用，或是其他政治发展会使这个国家重新陷入经济不景气。但韩国经济基本上处于复原中。而最重要的并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美国所做的，而是韩国自身的反应。金大中总统及其同事在我看来是韩国复苏的英雄，他们表明了明智的、有勇气的政治领导人在克服经济困难方面能发挥多么巨大的作用——实际上，是关键性的作用。在不确定的世界对危机的思考第九章对危机的思考
当亚洲金融危机横扫一个国家时，它通常改变的不仅是经济状况还有政治状况。1998年初，泰国和韩国新政府都已经上台，而他们进行经济改革的决心对稳定金融市场是至关重要的。但在印度尼西亚，政治变化的前景只可能使金融困难更严重。在我看来，印度尼西亚不断恶化的危机突出地表明，当政治、经济和外交政策交织在一起时，克服金融混乱是多么困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