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恩节期间，我待在我的家里，我本来应当和朱迪及其他家人过一个安静的节日。但是，我白天和晚上的大量时间都花在与财政部和美联储官员、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以及国务卿的一系列紧急电话交谈上。我同玛德琳·奥尔布核实讨论韩国的经济问题会不会造成北朝鲜在非军事区采取更为攻击性的姿态时，她说她正在烤火鸡。有时候，我们中断谈话，与家人一起吃饭，然后再回到电话旁继续讨论。
因为可以理解的原因，我们这些在财政部工作的人与外交政策班子里的人看问题的角度不同。在电话里，玛德琳和其他外交政策顾问主要担心我们与一个极其重要的军事盟友的关系，考虑的是国家安全问题。他们认为韩国局势的任何不稳定都可能引起北朝鲜的反应，据报道，北朝鲜的军队已处于某种戒备状态。他们认为我们所采取的经济措施没有充分考虑地缘政治问题，美国需要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汇率干预基金”的备用贷款迅速采取行动，显示我们对韩国的支持，就像我们刚刚对印度尼西亚所做的那样——我们现在称之为“第二道防线”。我强烈地感到，如果不能重建经济稳定，我们的地缘政治目标也无法实现。来自美国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大量资金曾经是对墨西哥的重要帮助，但只有在该国政府采取明智的政策的情况下这些资金才会有效。到现在，我们保证向印度尼西亚提供的资金并没有对缓解那里的局势起多大作用。如果没有适当的改革承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我们承诺对韩国提供财政援助或许会使其更难以恢复经济增长，因为不附加强硬条件提供资金，我们就很难促使该国采取有效的计划。
晚上很晚的时候，我还在与总统和桑迪·伯杰通电话。克林顿当时正在戴维营，他在与韩国总统金泳三通话，强烈呼吁他进行改革后，正等着让接线员接通日本首相。我们建议克林顿总统呼吁桥本着手处理日本的问题并更广泛地讨论韩国问题。但桥本当时正在飞机上，无法马上接通他的电话。我们一等再等，有人怀疑是日本首相不想接这个电话。在我们在旁边等候时，克林顿正在做《纽约时报》上的字谜游戏，大家都知道他对此非常擅长，往往在几分钟内就能够填完。他向我打听一个线索——以某个字母开头的一个三个字母的词。我一无所知，所以问了我儿子吉米。
“谁这样笨得竟连这都不知道？”吉米的回话传到了电话的另一端。
我说：“是美利坚合众国总统。”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总干事米歇尔·康德苏曾去过一次汉城进行谈判。为避免引起额外的紧张，那次旅行是秘密进行的。现在康德苏正式赴韩国就国际货币基金援助计划的条款进行谈判。考虑到美国对承担的韩国的巨大义务，我们决定马上派戴维·利普顿去汉城。我们想获得对局势的独立评估，也想进一步强调加强推行有力改革措施的重要性。
我们越来越认为，在韩国，不进行重大的改革就无法恢复市场信心。而且比以前在墨西哥所采取的措施要更多，政策改革需要采取超越诸如利率、汇率等宏观经济问题，而要对涉及韩国经济体制核心的一系列结构问题进行改革。一个引起麻烦的行为是“指导贷款”，即政府官员告诉银行向谁发放贷款。这种安排是被称为“裙带资本主义”的源泉。韩国也限制外国投资和竞争。这些弊端的结果就是，没有严格规章、为工商业提供便利的银行受到政府保护以免于破产，而对此几乎没有财政制约。韩国要恢复经济就必须处理这些根本的问题。但在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谈判和与戴维的直接会谈中，韩国财政和经济部的官员在关键的结构性问题上提出了不恰当的建议。
我们在财政部就韩国需要采取哪些措施来阻止危机的讨论几乎夜以继日地进行着。开这样的会议，我们往往依赖于财政部的电话接线员将我们从地球的不同地方联系起来。在讨论比较激烈的阶段，我在智利参加拉丁美洲国家财长会议，戴维在汉城，我们在完全不同的时区，而拉里和其他人在华盛顿。我记得有一次从智利打电话给康德苏，他当时正在汉城，承受着要达成协议的压力。韩国一直声称他们准备签署协议，也许是为了束缚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手脚。我们希望韩国的情报部门会进行监听，所以我与米歇尔关于制定一项强有力的计划的极端重要性的电话讨论也是说给韩国人听的。
由于我们继续坚持，韩国人开始更认真地对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条件。他们同意将利率确定在这样一个水平上，足以恢复人们持有以韩元标价的资产的意愿。直接贷款的做法将被废除。破产的金融机构将被关闭或进行重组并出售。而且，韩国的金融部门将向竞争包括外国公司的竞争开放。在得到这些让步后，康德苏于12月3日宣布了一个550亿美元的援助方案。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所提供的有史以来最大的援助方案，尽管它与韩国经济规模的比率相对于墨西哥援助方案的比率仍要小些。
我们并未因签署协议而认为韩国的问题已经解决——远非如此。一个大问题是韩国政府纸上的承诺是否能落在实处，而市场是否会做出反应。金融市场最初的反应是正面的，使我们也有了初步乐观的理由。韩元稍有升值，韩国股票市场则大幅上升。但两天后，情况又开始变糟。从12月8日星期一开始，韩元连续四天下跌，每天下跌10%——这是在现有货币体制下所允许的最大下跌幅度。这一下跌引发了世界其他市场尤其是亚洲市场的进一步的下跌趋势。
问题出在什么地方？问题之一是韩国并非真愿意让利率升至能留住投资者和贷款者的水平。该国政府面临着一个类似第22条军规式的困境：更高的利率可能会伤害过度负债的财团，并进一步削弱韩国银行。但如果韩元对美元继续下跌，他们所欠美元债务相当的韩元值就会上升，公司和银行也会受损。而如果利率继续保持低水平，这些都可能发生。
随着情况的恶化，外国银行更是极想抽走资金。他们谁都不想成为在韩国已没有可支付的储备时还待在那儿的最后一个。我们每天都密切注意我们称之为“外流”率即硬通货流出韩国的速度。现在我们知道韩国中央银行把它的硬通货存在韩国银行。这些银行马上用这些美元来偿付外国银行的贷款，中央银行因而不太可能拿回这些美元。12月初，在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取55亿美元以后，韩国的外汇储备仍降至大约90亿美元，“外流率”为每天10亿美元。
和泰国的情况一样，我们也遇到了披露滞后的问题。韩国外汇储备几乎不存在缓冲余地的消息使市场惊恐。有关韩国外债规模的谣言满天飞。其中一种估计认为第二年到期的韩国外债总规模达1160亿美元。这意味着如果不能重树信心，即使是巨额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也无法挽救韩国。当时，华尔街著名分析师巴顿·比格斯估计韩国的外汇储备到月底就会耗尽。
另一个问题是韩国的选举正迅速逼近。由于该国的政治领导层正处在变化之中，市场怀疑该国政府能否进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计划所要求的改革。尽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使三位主要的韩国总统侯选人对此表示支持，但他们中间没有谁对金泳三总统所同意的改革措施表现出多大的热情。竞选中的领先者是金大中，他是一位英勇的持不同政见者，在1987年倒台的军人统治时期曾名列死刑名单中，最终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金大中是一位工会平民主义者，尽管其竞选宣言中有某些方面响应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计划的要求，但他是在一次电视采访中表示，如果当选，他想就韩国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达成的援助条件重新谈判。
12月18日，也就是选举的当天，财政部和联储的高级官员举行会议，处理我们都认为是威胁的韩国经济即将崩溃的问题。在我们就不断深化的亚洲风暴进行的许多次讨论中，我们那天晚上在杰斐逊饭店的晚餐会——在我心中最重要——至关重要的时刻。在那个晚上，白宫曾打来几个电话，讨论克林顿总统当晚将要向显然已经取胜的金大中打的祝贺电话的措辞。我们希望克林顿向金总统转达的基本观点是，他获得了改变其国家行事方式的真正机会——而如果他不能做到这一点，后果将会是非常严重的。
在晚餐期间，我们对形势进行了讨论。我们第一次干预努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有史以来最大的援助计划，加上美国和其他国家的额外支持——并没有能恢复外国投资者对韩国经济的信心。韩国比泰国和印尼加在一起还大得多。如果韩国政府或银行部门未能按时支付其应偿还的贷款，问题会很快通过亚洲、东欧和拉美新兴市场传播开来。我们对全球金融体系遭受的风险和对包括美国在内的工业化国家可能受到的影响非常关注。参加会议的某些人想通过有点夸张的“30年代大危机那样的境况”的类比来传达他们对此的感受。
那个晚上的大部分讨论围绕着我们所剩下的其他选择，而这些选择中没有哪个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选择是“不管韩国”并以某种方式努力通过支持其他国家来在它周围建起一堵防火墙。但没有人认为这会有效。因此，我们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寻找其他方式来支撑信心：加速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资金的拨付，并组合出一个更强有力的国际援助方案——美国和欧洲要先行为此提供更多的资金——来作为韩国进行更强有力改革的支持。拉里·萨默斯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资金应积极拨付来避免“越南泥潭”那样的情况——即：一种无效的逐渐升级。由于问题在于信心，他觉得就像对付墨西哥危机那样，我们需要某种类似于著名的科林·鲍威尔主义的东西——大规模地展示金融实力。
但即使是我们正在考虑的更强有力的支持方案本身似乎也不足以恢复信心。晚餐会结束时，大家对各种不太好的选择都有了更好的理解，但并未得出向何处去的明确结论。在那个晚上要过去时，蒂姆·盖斯纳的呼机传来的消息是，出于对金大中胜选可能导致的后果的担心，韩元进一步下跌。汉城的市场已经开市，那里已经是清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