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并不意味着问题解决了，“成功国家”也就走出危机了。随着危机感的消退，有许多国家经济改革中的政治活动再次变得困难。有一个问题，看得越仔细就越清楚，那就是世界上没有哪个经济体的政策完美无缺。许多人在解释那些遇到严重麻烦的国家的错误时方式都过于简单。不管其经济政策和措施显得有多么健康，每一个经济体的政策包括我们自己的都远非完美。
我记得，卡罗琳·阿特金森曾在我们团队的许多会议中一次提到过这一点。在巴西危机的那一个时期，我们有一大堆人围坐在会议桌前。某个人说，巴西有这些强有力的政策，国际货币组的援助计划应该更容易发挥作用。用经济术语来说，那是个“好”国家。
卡罗琳蹦起来说：“是啊。而如果他们陷入无力偿债的境地，那我们就会说他们一直都是不可救药，并回过头来找他们那些可怕的错误和糟糕的政策。”这是一个很有见解的评论。每个国家都有各种不健全的政策和结构性问题，也有着各种优势。如果美国面临某种经济危机，人们会指出一大堆问题来作为理由——我们的低储蓄率，庞大的贸易赤字，非常高的消费者和公司债务水平，现在我还可以加上深受困扰的长期财政状况。
尽管许多人尤其是金融界的人似乎相信金融危机只是发展中国家的结构性和政策问题的结果，但我相信在繁荣时期的过度借贷和投资也难辞其咎。正像安瓦尔注意到的，每一笔糟糕的贷款后面都既有贷款人也有借款人。走向金融过度的倾向似乎来自人性中固有的某些东西，就像人们在从过去的经历中吸取教训方面巨大的失败一样。美国西南地区房地产泡沫的破灭并没有阻止投资者在亚洲的过度投资。亚洲危机也没有防止纳斯达克泡沫继续发展。走向极端的倾向是一种集体心理现象，似乎会不断的重复自己。
但我仍然对危机心理消失的如此之快感到吃惊。人们会很迅速地忘记痛苦经历带来的教训，而这会导致糟糕的决定。一个例证是，韩国刚能从私人市场借贷后发生的事。这对一个国家来说是向前迈出的一大步。能以合理的利率从私人市场借钱会为韩国危机后的经济带来信心，强化该国在金大中领导下的政策走向可信度，并促进增长。
新的韩国财政部长在前往纽约签署新贷款协议的途中在华盛顿停留。但在他到财政部来拜访我们之前，我们的人告诉我说，这位部长不打算继续贷这笔贷款，因为，他们的投资银行家告诉他利率会比他所期望的高25个基点——或者说是1%的1/4。
“你肯定是在开玩笑。”我说。这个国家一年前还处在无力偿债的边缘，那可能是会有巨大的甚至是灾难性的后果。而现在这个政府在自己能借款时仅因为25个基点就不借了吗？也许他是受到了来自国内的政治压力，不能支付比某人所认为的合适价格更高的价格——但我还是不能相信。通过这次债权发行，韩国在全球金融市场重新树立自己地位的机会的价值要远远大于25个基点。
韩国财政部长和他的翻译走了进来，他们都坐在我会议室的桌旁。我们开始交谈，我说：我知道你们打算筹措这笔资金，但是有一个小问题，因为你们认为利率高了25个基点。在重新树立你们自己是如此重要的情况下，25个基点或者是100个基点又有什么分别呢？”
财政部长回答说，25个基点就是25个基点。我们不应当付这么多。我告诉他我跟市场打了很长时间的交道，我的建议就是如果能拿到就把钱拿走——市场上情况可能会变化的非常快。如果这次发行进展顺利，韩国可以借更多的钱，在利率方面也可能会有所改善。但撤出会再次在投资者的心中激起疑问。但我们的争论还是在继续，过了一会儿，我开始有点失去耐心。“你知道吗？”我说，“我并不真的关心你们做什么。那是你们的国家，不是我的。”会谈中，每一个人都望着我，好像我已经丧失了理智。可能我是，但是暂时性的。韩国政府和韩国人民对危机应付得非常好。但我这种反应是针对聪明人在与金融市场有关的问题上表现出的短视而做出的。我在高盛公司曾多次见过这种行为，经纪人和客户都有。陷入困境的人获得了一个可能是短暂的逃脱机会。而这个人的反应通常是忘记几天前的困境，而重又为0.25个百分点争吵。
到1999年夏天，我在华盛顿已经待了6年半，打算离开了。桑迪·伯杰曾这样评论在政府的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正面因素提供的支持越来越少，而负面因素的感觉越来越沉重。对我来说，这二者显然是交织在一起的。我觉得自己想摆脱一直肩负的重担。现在，弹劾斗争已经结束，亚洲危机已经平息，出现了一个我能离开的时机。我并没有抛弃处在困境中的总统。如果有新的经济问题出现，有拉里在财政部，吉恩在白宫，政府在这方面有强有力的领导。我不想强迫自己的运气再坚持另外一个0.25个百分点。
至于亚洲金融危机，批评者认为某种明确的立场会比我们实用主义的恢复信心和处理政策问题的方法更有效。但这些理论观点虽然经常提供重要的见解，却没有考虑应对一场真正危机的所有复杂性。处理危机是混乱的，因为现实就是混乱的。在某一点上，援助俄罗斯是合理的；而在以后另一个阶段，却又不是。尽管人们非常想，但没有哪个明确的回应或绝对主义的立场能确定无疑地解决这些问题。回过头来看，计划中的某些元素本应做的更好。但是，即便如此，由于我们的介入，这些国家的人的境况比我们不介入要好得多。对错误的反思常常混淆了一个更重要的观点，这就是以市场为基础的办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贷款与实质上改革相结合——给那些在合理的程度上进行自主改革的国家带来了相对较为迅速的复苏，并避免了更严重的多的全球动荡的真正风险。市场为基础的方法的可能最好的证明——相对于试图通过更多的管制，资本市场控制和贸易限制来解决这些问题——以使新兴市场国家政府自己作出的决定，其中包括某些在他们的国家处于弱势地位的选民的授权。韩国的金大中和最近巴西的路易兹·伊纳西奥·卢拉·达·西尔瓦都是靠民粹主义的政纲上台的。他们俩都选择了持全球一体化的目的在于培养市场信心的政策体制，在他们完成减少贫困和提高生活水平的使命上发挥一点作用。
与此同时，亚洲危机的全部经验给我留下了这样的看法，那就是未来金融危机的发生几乎是肯定不可避免的，而且可能更严重。市场在扩大，信息流动在加快，流量在扩大，贸易和资本市场不断继续隔阂。因此，迫切的是要关注如何将这类危机的频率和严重性减到最小，如果他们发生或他们确实发生如何才能最好的应对。指出这一点也很重要，就是没有人能够预测下一次会发生在哪一个领域——房地产、新兴市场或是其他任何领域。我记得，在宾夕法尼亚中央铁路公司破产时约翰·怀特海在高盛公司曾对我这样说过：“现在我们用各种新的办法来处理商业票据，”他说，“而下一次危机会从现在没有人关注的方向出现。”
全球经济危机还使我对全球化的政治层面深感忧虑。对许多人来说，亚洲危机第一次突出展示了全球化潜在的危险和缺陷。这些问题的出现是以权衡后利益要大得多、但常常得不到充分认识为背景的。在亚洲金融危机中，国会未能延长克林顿总统的快车道授权以进行国际贸易协议谈判。在我准备离开华盛顿时——就在抗议者走上西雅图街头示威反对世界贸易组织的几个月之前——我已经发现，在全世界要保持这一市场为基础的政策和贸易自由化的支持已经成为一个大得多的政治问题。
一段时间以后，当坐在纽约我的早餐桌前时，我在报纸上读到了布什总统新任命的财政部长保罗·奥尼尔的评论。奥尼尔对我们处理亚洲金融危机的方式进行了严厉批评。他称我为“消防部部长”，并且说我们相互联系的市场理论是过去的时髦，应该像“呼啦圈”那样退休。奥尼尔有关危机应对的观点是，通过让管理不善的新兴市场经济失败，新政府就可避免道德风险问题。
我喜欢保罗，我甚至不介意他称我为消防部部长。但在我读这篇报道时我对自己说：他们说他们不会干预。但他们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