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确实干预了。当2001年初土耳其危机爆发时，由于该国的战略重要性，布什政府介入。同年当阿根廷陷入困境时，布什政府对另一次大规模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但在2001年末拒绝再次这样做。第二年，他向乌拉圭通过汇率稳定基金直接提供了美国资金，并支持对巴西的非常扩大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援助计划。不管政府在哲学上是倾向于支持还是反对援助计划，他最终都得支持，因为美国自身的利益包括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都会深受影响。许多人在开始分析时都带着预设的观念。但一个人空想出来的一板一眼的看法和你在面对全球金融危机的棘手现实时的看法是不会相同的。在不确定的世界政治和生意第十一章政治和生意卸任财长一职是个需要进行管理的过程。1999年春，尽管全球经济危机程度减轻，有关弹劾的争斗也已结束，令人忧虑的事仍有很多——有些与我正离开的那个世界有关，也有些与我正想着回去的那个世界有关。
指定拉里·萨默斯作为我的继承人解决了最大的问题。在确定美国对亚洲危机的政策反应的实质内容方面，拉里发挥的作用比其他任何人都大。政府内外的许多人都认识到他在思想方面所提供的指导作用。但拉里并不只是一位严谨而有见解的思想家。作为一名管理者，他也取得了巨大成就。我觉得，无论在工作还是在与政府、国会、企业界和金融市场打交道的能力方面，他都已完全准备好了。
记得有一次在幕僚长的办公室，有人递给我一张写着预算数字的纸。拉里和我一起开始研究这些数字，圈出某些，在某些数字旁打上问号，在空白处进行粗略的计算。拉里后来对我说，人们对写在纸上的数字有两种反应。有些人看着他们，认为他们是给定的，并由此继续。其他人则看着这些数字，开始置疑他们，寻找不一致性，探究他们的含意和他们所叙述的东西，对他们之间的关系感到好奇。拉里和我都有这种性格，不仅关心数字，更关心各种各样的假定的确定性。尽管我们在许多方面都不同，但我们在这方面有着共同的性格，使我们作为同事非常合拍。
对留下来的经济团队我也非常有信心。吉恩·斯珀林现在取代了我原来在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工作。多年来，对我们要面对的问题，吉恩已经形成了一种认真的目标明确的态度：财政纪律，贸易自由化，积极应对国际性经济危机以及与教育和内城区有关的一系列问题。在第二个任期，吉恩围绕着诸如社会保障改革和正在出现的预算盈余之类的问题建立起了非常有效的工作机制。
这是更大的看法的象征性说明。先是在劳拉·泰森——她很有见解并总是把自己的想法告诉总统——其后又在吉恩的强有力领导下，国家经济委员会在6年半的时间里一直处于经济政策制定的核心，对几乎所有经济问题提供了一种类似诚实经纪人的工作机制，预示着他未来的成功。而对国际金融危机的处理有所不同，这是财政部牵头的，但即使是这类问题，国家经济委员会和国家安全委员会也会把相关的内阁各部和白宫官员聚在一起，对重大的政策选择进行讨论。一个简单的小插曲就能说明当选总统比尔·克林顿这个创意的高明。在第二个任期内，有一次政府内部就如何应对提高钢铁进口壁垒的强大压力问题产生了分歧。麦德琳·奥尔布赖特和我都如此强烈地反对提高壁垒，以至于我们决定向总统递交一个联合备忘录。另一方面，吉恩和我也都同意这会损害国家经济委员会的机制，且只向总统提供了一面的看法。因此，吉恩启动了一个国家经济委员会的快速机制，向总统提交了一个备忘录，其中包括了双方的观点，并把想表达自己观点的内阁成员的备忘录附上。通过严肃对待良好的工作流程，在公平而最有利于促成政策建议被接受的机制下，总统获得了做出在完全了解情况基础上的决策所需要的资料。
至于我的离职，我最直接的关注是如何处理这个问题。我要离开是因为我觉得在6年半之后我已准备好离开，我不想任何人认为这是因为政府内部的意见不同或其他什么问题所致。市场参与者必须能安然接受我的继任者及其经济团队。一个特别的忧虑是吉恩对我提起过的：某些人可能会把我的离开解释成这意味着克林顿实际上已不再重视经济政策制定——或者是因为我们已不再面临重大的经济问题，或是因为有一个共和党控制的国会，在他余下的一年半任期中，总统在政治上无法再做什么事。我还很想避免在宣布与离开期间成为跛脚鸭——首席执行官在实际下台之前宣布辞职后，这种情形我在公司曾反复见过多次。部分挑战就在于如何找到既公开谈论我的离职而又满足这些不同需要的方法。
身处企业的高级职位，下台可能带来许多需要管理的问题，但华盛顿一个内阁级官员的离职甚至更为复杂，可能会产生在私营部门时无须面对的后果。我把自己的离职看成另外一个需要小心管理的机制。为实现平滑过渡，我需要一个经验丰富的顾问。于是，我请汤姆·多尼伦与我就宣布辞职以及如何管理宣布后参议院批准拉里的任命前可能五六个星期的时期的问题私下交换意见，他是前助理国务卿，也是我从蒙代尔竞选时期就认识的政治内行。在与汤姆交谈时，我做了大量的笔记，关于我在内部说些什么，对外说些什么，我应当对谁说，什么时候对他们说，困难的问题可能有哪些等等。我试图预见到所有的困难。
汤姆告诉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不要再为跛脚鸭的问题忧虑。“这种离职不同，”他告诉我，“直到你离开之前，你都是财政部长。你不会成为跛脚鸭，因为外界会继续认为你拥有该职位的权威，直到你下台的那一天。”实际上，我更担心在坐在国家经济委员会或助手主管们的会议桌前时我非正式的地位，在这些场合，你的影响并不仅仅取决于你的职位所赋予的权威。但对此，汤姆同样不认为我会有问题，这可能是因为我从这届政府成立之初就在其中任职，有着事实和名义上都很稳固的地位，并且会保持我的内阁职位所赋予的权威直到离职。多尼伦是对的。在这方面和所有其他方面，我的离职和拉里的就职和我所能期望的一样顺利。
我要面对的另一个大问题是以后做什么。为帮助自己想通这些问题，我拿过一本黄色拍纸簿，开始写下要问自己的问题：在离职后我想用什么来打发时间？我是否介意重回金融界？是否介意继续卷入公共政策领域？是否介意卷入民主党政治？是否想赚钱？
在华盛顿的6年半时间里，我仍关注市场，但那是从外部关注。我担心，尽管曾在华尔街工作过多年，我仍可能丧失来自于在纽约工作时那些对市场的感觉。为了回答以后干什么的问题，我得到华尔街稍微转一转，与人们以在财政部时不可能实现的诚恳程度谈谈。1992年以来，金融环境显然已经发生了变化，在作出有关自己的有根据的决定之前，我需要更好地了解市场的现状。我还得决定将我的个人资产投到何处。在华盛顿期间，我的个人资产做得都是绝对信任委托。一个曾在尼克松政府供职的朋友告诉我说，在这种安排下，他的净财富损失了一半。我不想损失我所拥有的，又不能在投资选择方面发挥任何作用，甚至不能在对市场情况感到不安时保护自己的资产，因此要求我的受托人在投资上要非常保守。但现在我自己可以重新涉足市场，就要面对是否更积极地投资的问题。我的职业和个人财务问题在许多方面都是相互联系的。只有使自己投身纽约的金融界并使自己对市场的看法完善之后，我才能决定我是否想在任何层面上参与市场。
1999年夏天回到纽约后，我开始在对外关系委员会工作，他答应在我离开政府后的过渡期内接纳我。此后几个月我在一间类似阁楼的办公室待着，这间办公室俯瞰着东区城市住宅的后部。以这间令人愉快的阁楼作为我的临时基地，我拜访了多年来结识的各种各样的人——从对冲基金经理、私人股本基金投资者、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家到亨利·基辛格和沃伦·巴菲特。就人们对经济前景、地缘政治前景、市场状况、变化中的金融部门结构以及我自己的工作选择和个人财务问题，我做了大量笔记。
我所做的第一个决定是担任全国性非营利组织“本地倡议支持组织”(LISC)的主席。我在财政部时，对他的工作产生了极大的敬意。我知道自己还想继续参与内城区和“本地倡议支持组织”有关的问题，该组织为城市和农村社区发展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这似乎是参与进去的极好机会。我还返回西奈山医疗中心董事会，1992年末我加入克林顿政府时不得不退出了这个董事会。
除此之外，我知道自己想继续积极参与公共政策问题，但我并不太清楚应当怎样做。既然我已经离开华盛顿，我怎么能继续得到足够的信息来保持自己的参与呢？现在我只是一个没有权力的前政府官员，会有人关心我所说的东西吗？在离开华盛顿之前，我向鲍勃·斯特劳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以他特有的坦率说：“你现在是颗葡萄，但你会成为一颗葡萄干。问题只是需要多长时间而已。”我认为葡萄也可以变成好葡萄酒，但我觉得鲍勃会当场嘲笑这种想法。
原来在高盛公司的同事斯蒂夫·弗里德曼告诉我说，处于我这样位置的人有两种基本的职业模式：我可以列个单子，把我想要做的各种不同的事集合在一起；或者我可以像在高盛公司时那样有一个主要工作，所参与的其他事处于外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