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重温这些调查结果的时候，我们不禁为中国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状况感到沉重。虽然我们通过问卷调查了105238名职业经理人，与9156位高级职业经理人开展了访谈，得出了全面反映中国职业经理人发展状况的第一手数据，但是在冰冷的数字、言犹未尽的对话背后，中国职业经理人在风头浪尖的艰难舞动到底痛苦几何，这个可能连他们自己都说不清楚。而这正是我们探讨中国职业经理人走向何方时更加值得关注的东西。　　诚信不足、跳槽严重、灰色收入、目光短浅、空降败北、心灵空虚、健康欠缺……这些贬义词正越来越多地被媒体用到职业经理人的身上，为中国职业经理人阶层涂抹了一层厚重的悲剧色彩。　　当资本持有者和职业经理人在利益分配的过程中出现地位不对等，以及自身发展与大众期望产生巨大落差的时候，生物“趋利避害”的本性促使中国职业经理人走向寻求缓和不平衡感的途径，通过吃回扣、虚构财务数据等各种不正当的手段来满足他们认为自己所应得到的那部分利益就成为寻求舒适感的浅层次表现，而带团跳槽、恶性泄密、相互攻击，则可以看成是解决这种不满情绪的纵深宣泄。　　我们没有理由向这种力图摆脱桎梏的行为之本质进行过多的经济学分析和情感渲染。然而，长达数月的深入调查向我们展示了另一个现实：在压力与求解压力的过程中这个中国社会上的精英群体正以反方向的螺旋形式走向一个更为危险的境地——职业生涯死循环。如果说寄望于新东家能为自己提供一个更为宽广的职业舞台是一种一相情愿的想法的话，那么在资金支撑缺位以及人力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憧憬创业，希望在自我资本的经营下追求浴火重生，难免是一种过于幼稚的幻想。当憧憬由于自我定位错误与资金强劲力量之间发生强烈冲突的时候，生物性的宣泄冲动使得“龙门一跃，别有洞天”的跳槽行为成为他们的不二选择。因此，“生命不息，跳槽不止”已经成为越来越多中国职业经理人的座右铭。这在现实中则表现为一些经理人短短几年间虽“屡跳屡败”，却“屡败屡跳”的循环经历。这难免造成职业经理人的职业嗅觉麻木和自我怀疑情绪的滋生，这种内心感受外化后的商业行为质量下降，又成为促使他们继续跳槽的导火索。　　然而，当角色认知错位、能力缺陷、制度缺失、竞争激烈、信任环境恶劣这些本身就可以引发种种难题的因素再混合成一个不可调和的中国职业经理人生存大环境的时候，在导致矛盾的大环境中寻求化解矛盾的方法，这本身就是一个悖论。由于对自身群体发展的纵深认知缺乏，中国职业经理人期望跳槽来改善职业困境的行为作用几何？　　当导致职业经理人的种种问题被更多地归咎于平台之缺及市场之争的时候，处于相对发达国家的职业经理人市场发展而明显稚嫩的中国职业经理人市场下所形成的宿命论，往往已遮盖了积极优化的理性之音。经济学家们热中于把职业经理人的种种问题看成是中国经济发展初级阶段的必然阵痛，纷纷呼吁政府在法律、制度等方面提供协助，从宏观上优化职业经理人的生存环境，包括政府最近出台的“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也是得益于经济学家们的仗义执言，但是随之而来的职业经理人资格认证受到普遍质疑的市场尴尬却不得不引起我们的关注。自上而下的改良方式，自古就有一种难以调和的先天不足：抽象、容易在层级传播中失真、效果难以控制，重点依靠政府、法律的调节，必然使作为问题主角的经理人和企业陷入被动的境地。　　“橘生于南即为橘，生于淮北即为枳”，在积极求解中国职业经理人走向方程式的时候，我们不禁要再问一句：从外国引进的职业经理人制度是否适用于中国的企业环境？在名人经历“知资博弈”切身之痛的赵强在加入婷美以后，就提出了“事业经理人”——这一他认为更能适应中国国情的经理人模式。的确，我们不应墨守成规，通过结合中国特色的创造性改造，我们或许可以改良出一套真正适合中国的职业经理人制度和形造一种合适的生存环境，让经理人满怀激情地走上事业的通途。　　“未来中国企业能否壮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建设，职业经理人队伍的建设将是中国企业继产权改革后的又一重大难题。”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副院长张维迎如是说。　　在布满荆棘的路上，中国职业经理人走向何方？这是我们仍要不断追求和探讨的问题，当然，这种探讨绝非一朝一夕之功，营造其生长环境和中国经济的发展一样还有很长的路要走，需要政府、企业、社会以及经理人自身的共同努力。　　“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如果中国职业经理们能在普遍通达自己身处的大环境的基础上对这一问题满怀自信地去主动求解，路就在脚下，也许，鲁迅的名言将再一次应验，应验在这个中国社会的新生精英阶层身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