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无忌不为别人报仇，到最后竟然心软到伤害自己性命的人，也轻轻放过，不施惩戒。朱元璋见明教日益做大，张无忌身为教主，他们行军打仗打下来的天下，日后给张无忌坐了天下，心有不甘。于是朱元璋不顾年轻时候和张无忌的情分，施了迷药，知道张无忌醒了过来，就和徐达常遇春在帐外说话，诱得张无忌以为徐达和常遇春也没义气，为了富贵，要加害于他，于是张无忌心灰意懒，自己走了。张无忌明知道朱元璋有了二心，又误会了徐达和常遇春是小人，对不起自己，却忍气吞声咽得下这口气，是个奇迹。他已经将武穆遗书传给了徐达，如今见了徐达这般忘恩负义，就该立刻暴起，出去取了那厮的性命才是，否则不要说不符合他事事为人民着想大仁大义的性格，简直对不起这部久经磨难终于传到他手上的武穆遗书。
结果张无忌这一走，明教落到了朱元璋手里，朱元璋登基之后，反下令严禁明教，将教中曾立大功的兄弟尽加杀戮。而朱元璋自己刻薄寡恩，多疑善变，登基之后大杀功臣，他后世子孙也没几个象样的，终于成就了明朝这一中国历史上最昏庸最混乱的朝代，中国长达二百七十年的明朝苦难历史，说起来这笔帐都要算到张无忌头上。可见一个领导，光会施恩，不懂报仇，祸害更大。
朱元璋的奸计得逞，全在于他对张无忌性格弱点的了解上，这里就要说道张无忌管理明教的第二个大漏洞上，那就是领导不象一个领导，和手下称兄道弟培养兄弟情意，组织内部除了公开的关系之外，私交更是错综复杂，这实在是管理学上的一大忌。
张无忌手下仰仗的人，有他的外公，有他的舅舅，有他的义父，杨逍的女儿和他情同兄妹，杨不悔嫁给了殷梨亭之后更成了他的婶子，常遇春和徐达是他的兄弟，他行事的主意都是媳妇赵敏出的。私交广的好处是明教成了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缺点就是这个最高层的领导和中层之间没有了距离，没有了神秘感，也就没有了权威。
领导不能象张无忌这样，性格浅薄到被人一眼就能看穿，什么人都能算计到他。许多人都怪自己的领导变幻无常，一时优柔寡断，一时又坚忍不拔，无坚不摧，让人摸不清他究竟在想什么。其实这才是正确的领导形象。
意大利政治学家马基雅维利在《君主论》里，曾经惊世骇俗地揭露了政治的真相，给统治者提出了许多一针见血的意见。他不止一次地提到，君主应该通过种种手段，甚至包括表明上的装腔作势和耍些小手段，来获得别人的尊重，爱戴和潜在的畏惧。君主就是要躲在这个人为制造的假相后面，刻意地和臣子保持距离，并且在这个距离里游刃有余，保护自己，控制下臣。
政治上的至理名言，我们在张无忌的问题上庸俗化一点，就是说张无忌这个教主太没有架子。在使用权力的问题上，他过多地让下属享受支配权力的权力，而削弱了自己的权威。在私人问题上，张无忌在四个女人之间心猿意马，拿不定主意，就算最后明确了自己对赵敏的心意，对殷离，对周芷若，却也不是说能放手就能放手的。这样的拖泥带水，一丝不漏，尽情展示在明教众人的眼中，张无忌自己没甚主意，对赵敏言听计从，明教群豪只要不是瞎子，也都看得出来。
戴高乐曾经说，“没有神秘就不能有威信，因为对于一个人太熟悉了就会产生轻蔑之感。”张无忌太过平易近人，他的敌人，他的朋友都知道他的弱点，他的武功高到很神秘，但是他的性格一点都不神秘，不神秘带来的轻蔑之感，让张无忌注定做不了一个好领导。
实际上，“零距离”一词在中国的流行，全赖足球女记者李响的那本同名写米卢的书。作为神奇教练，米卢在中国的盛衰都非常戏剧化。由被捧上天，到迅速打落地甚至一度成为笑柄，也就是不到一年的时间。而带领中国足球队首次踏足世界杯决赛圈之后，米卢的威望本来极高，但是他那个“零距离”的管理办法，就把自己害了。因为，那时候，由于和女记者的“零距离”，米卢的选择球员乃至派兵布阵，大家都能由女记者的笔下提前知道，甚至连米卢喜欢那个球员有什么怪僻，通通都是报纸上的头版大字报道。大家也知道了米卢是在“东方出现了鱼肚白”之后才“进入梦乡”，也能够猜得出来米卢又会为那些公司站台那些产品代言。不久，底牌都在报纸上的米卢，被足球媒体群起攻之，不被重用的队员们自然也没有好话说他，连中国足协也开始下令限制米卢的商业活动，但是，已经被公众视为贪婪和偏私的主教练，已经权威扫地，加上中国足球队一贯的不争气，米卢神话也就走到了尽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