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安的华尔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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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黑尔的供述，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经常在美林公司和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寄存”股票，制造假损失，欺骗国内税收署。该公司在德莱克赛尔的联系人通常是布鲁斯·纽伯格，他是贝弗利山分部的交易员，就是有一次把电话听筒软线嚼断的那个人。为制造假损失、少缴税，普林斯顿－纽波特常常以亏本价把证券“卖”给德莱克赛尔的高收益证券部，不久再以相同或稍高的价格将它们“买”回来。黑尔说这些交易确实是假的，因为德莱克赛尔不承担任何货主风险。德莱克赛尔给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帮这种忙，是为了使该公司成为受它摆布的客户，这样，当德莱克赛尔的营销员推销垃圾债券时，普林斯顿－纽波特就会愿意、甚至急切地购买。
黑尔解释说，他在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时，他的上司保罗·伯克曼安排他进行“赋税寄存”，这让他很担心，因为这里面显然有潜在的法律问题。但是，伯克曼对他的担心不以为然。在一次公司会议上，伯克曼毫无忧虑地说：“国税局没有人力区分这些类型的交易，也没有把它们弄明白的能力。”他指示黑尔把证券先卖出去，然后以稍微不同的价格将其重新买回，通过这种方法来“掩饰”这项计划。他还让黑尔在“寄存清单”上把这些证券和价格记下来。
黑尔对贝尔德说，当他表示不愿做这件事时，就被解雇了。
虽然黑尔未能向检察官们提供有关里根与弗里曼关系的情况，但他突然之间成了意外有惊人价值的证人。而且，他提供了更多值得追查的线索。他说，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纽伯格毫无疑问是一个知悉内情的参与者。纽伯格还有一个助手，名叫莉萨·安·琼斯，她经常替纽伯格处理交易，可能能够确证黑尔许多供述的正确性。而且，黑尔还讲出一个重要情况，说有关股票寄存计划的谈话可能无意中录了下来。他解释说，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一直有一种录音制度，公司交易员的谈话按照惯例都被录下来，虽然他们不是公司的高级官员。这种录音制度在许多公司都很常见，其用途是解决可能与客户发生的纠纷。
贝尔德和卡图西耶罗决定，在黑尔获豁免并作证的消息传出去之前，迅速就他提供的情况展开调查。幸运的是，黑尔的解雇使他与以前的同事们关系疏远了，所以他自己向外讲述他与政府合作一事的风险非常小。但是，消息会在辩护律师之间传播。检察官们尤其担心录音磁带问题。黑尔说过这些磁带定期六个月后销毁，如果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听到黑尔泄露了情况，可能会提前销毁磁带。
尽管在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一事上舆论宣传对检察官办事处不利，但检察官们并没有对可能再次实施强力出击畏手畏脚。他们利用黑尔供述的情况，快速获取了搜查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搜查证，出具的理由是该公司有偷税嫌疑，但没有提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或弗里曼。贝尔德的执法方法更为严厉，检察官们的行动可以有力地说明这一点。从现在检察官们的行动仿佛可以看出，前些时逮捕弗里曼等人行动中的问题并不是检察官办事处太严厉，相反是办事处不够严厉，没有对这些嫌疑犯起到威慑作用，从而没能使他们认罪和合作。作为办理黑手党和毒品案件的检察官，贝尔德知道，犯罪嫌疑人明白什么是威力。在吉尤利安尼的首肯下，贝尔德计划进行一次大搜查，这次搜查行动在严厉程度上使逮捕弗里曼、威格顿和塔伯尔等人的行动相形见绌。
12月中旬的一天，即黑尔在大陪审团面前受审后几个星期，几辆客货车来到新泽西州普林斯顿市中心一幢不太显眼的、隐约是殖民地时期风格的办公楼前，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办公室就在这里。圣诞节就要来了，办公楼前街道两边的商店橱窗都装饰得非常漂亮，不远处是普林斯顿大学宁静的校园，这条街道通往该校大门口。车子停稳后，从车上涌出五十名政府执法人员，全副武装，穿着防弹背心。
这些执法人员拥入电梯，然后挤过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办公区的玻璃门。出示搜查证后，他们蜂拥进入各个办公室。公司员工吓呆了，惊恐地坐在办公桌前。在执法人员完成搜查之前，员工们一个也不许离开。执法人员打开文件柜和办公桌，把文件装进纸箱子里。到下午结束时，他们装运了三百多箱文件和记录，其中包括最重要的材料——他们能找到的所有录音带。
贝尔德和卡图西耶罗还叫来了他们的高级调查员托马斯·杜南，要他给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莉萨·琼斯发传票。在对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实施突击搜查那天，杜南飞往加利福尼亚，接着乘车前往莉萨·琼斯的家。琼斯住在洛杉矶北郊一幢新式的公寓楼上，杜南来到琼斯的门前时，接近晚上10点。
琼斯是霍雷肖·阿尔杰笔下的个人奋斗英雄在20世纪80年代的化身。她14岁就从位于新泽西的家里跑出来，一路西行来到加利福尼亚，通过虚报年龄在一家银行找到一份年薪5000美元的出纳员工作。她是高中学历，学历证书是通过进修同级课程获得的。现在，她只有25岁，在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贝弗利山分部当交易助理，年薪为11．7万美元。她是布鲁斯·纽伯格的助手，上班时离米尔肯本人只有一步之遥。她每天早上5点半到办公室，具体工作是替纽伯格写定单，并发到各个交易所。有时，她同时要接打三个电话。她工作很努力，已过上了一种具有一定舒适程度和保障水平的生活，这种生活是她以前闻所未闻的。她是那种米尔肯喜欢雇用并乐于提拔的员工。
杜南按响琼斯的门铃，琼斯过来开了门。她是一个浅黑型白人女子，身材矮小，深褐色头发卷曲着。“我可以和您谈谈吗？”杜南彬彬有礼地问，接着介绍了自己的身份，并说带有给她的大陪审团传票。琼斯请杜南进来，来到她的起居室。杜南很快把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之间的交易大致说了一遍，向琼斯表明他对有关情况已有相当的了解。谈话一开始还挺顺利，琼斯坦诚地确认了她与纽伯格和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关系及有关细节。接着，杜南把谈话引向问题的关键。
“你在为他们做寄存吗？”杜南问。
“是的。”琼斯犹豫了一下回答道。
“是为了税务目的吗？”杜南继续道。琼斯突然现出不安。
“不，不是。”她说。说“不是”两字时，她的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了。接着，她说：“我要找律师说。”杜南叹了口气，但没有再逼问她。
“我们一直希望你愿意在这个调查中与我们合作。”杜南说，口气中带有遗憾。然后，他把大陪审团传票留给她，走了。琼斯赶紧打电话找律师，由于担心家里的电话被监听，她找一个投币电话打。她把电话打给她认识的惟一一个律师。
在纽约美国检察官办事处，调查人员开始把起获的材料分类，并检查录音带的内容。带子上的录音很多都是例行事务，对政府没有用处。但是，后来，卡图西耶罗取得了一个非常发现：显然是由于涉及一起客户纠纷，1984年12月份有几天的录音没有销毁。当他播放这段录音时，有几段对话让他激动得几乎跳起来。他赶紧把贝尔德叫来。
他们很快把大约二十段对话集中转录到一个录音带上。贝尔德把负责弗里曼案和德莱克赛尔－米尔肯案的检察官都召集过来，听这些录音。听着带子上的内容，他们非常高兴。在这些重要录音中，多数是纽伯格与查尔斯·扎泽基之间的对话。扎泽基是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的交易员和合伙人。同时，还有一个意外收获，就是在磁带中发现了可以证明加里·莫塔斯克（就是德莱克赛尔·伯恩汉姆·兰伯特公司的交易员）有罪的录音，他显然在纽伯格不在时替他与普林斯顿－纽波特投资合伙公司做过一些寄存交易。莫塔斯克一直顽固拒绝与政府合作，这个录音证据可能击垮他的抵抗。